大江健三郎，是一位日本的著名作家，诺贝尔
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文章，表现了一个生命对美和善良的不屈追寻和爱护。
后来，大江健三郎在他的文章中回忆，这些，都是母亲从小就给他培养下的。
大江健三郎小的时候，特别顽皮，经常爱欺负一些小猫小狗，揪它们的毛，用棍子打它们，甚至把它们抓在手里，扔出好远。尤其是一些小虫，捉住了，就掐死它们，很残忍。
母亲劝他，可小孩天性，无论怎么劝也劝不住。
没事的时候，母亲就会教他儿歌，是小林一茶的俳句《归庵》：“不要打啊，苍蝇搓它的手，搓它的脚呢——”大江健三郎说，母亲教他的时候，声音温柔，充满了一种佛教徒的悲天悯人的意味，在他的耳旁缭绕。那声音如阳光一样温暖，一直渗透到他的心中，让他的心中，衍生出一片爱的草芽。
这些歌谣，不但让他停止了对小虫的虐杀，而且，也润泽了他的一颗年幼的心。多年以后，让他的笔下，他的思想中，渗透着一种对生命的浓浓的爱。是母亲，指导着他写作的方向。
他在另一本书中，又一次念念不忘地提到自己的母亲给自己的教育。
他小的时候，身体虚弱，经常生病。每次生病，母亲总是背着他，来往于各家乡村医院医治。那时，他一个小小的孩子，却充满了对死的敬畏，生怕自己有一天会死去。于是，就经常偎依在母亲的怀里，天真地问道：“妈妈，我要是死了，怎么办呢？”
“傻孩子，你不会死的。”母亲安慰，满眼慈爱。
“可我要是死了呢，该怎么办？”他仍然坚持着，不停地问。
“你要是死了，过几天，妈妈又把你生出来，你不要害怕。”母亲拍着他，亲昵地安慰他，将他放在床上，轻声地哄着。他安静了一会儿，但过了一会儿功夫，又一骨碌坐起来，很着急地问：“你生下的那个小孩，他怎么会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要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母亲说；“我会把有关你的故事，每天都一件一件地告诉他，他不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吗？”
“我有些什么事呢？”大江健三郎仍不放心地问，怕母亲记不清了。
于是，母亲就一件一件地给他描述，描述着他小时候的事，而且，母亲描述的每一件，都是大江健三郎所引以为自豪的。当然，这其中，有的，是他干过的，有的不是他干的，而是母亲想像的。
大江健三郎病养好了，母亲，也在他小小的心里重新塑造了一个新的大江健三郎。那个新塑造的他勤劳，经常帮隔壁的老大爷提水；听话，从不在外面打架惹事，是妈妈的乖孩子；并且充满了爱心，曾经把自己的早餐分给家里贫穷的同学，当然，他还善良、勇敢、富有爱心，喜欢作文。
一场病之后，大江健三郎仿佛换了一个人，他再也不拖沓、懒惰、不听话了。他朝着母亲所塑造的那个大江建三郎努力奋斗着，以至于多少年后，走向了诺贝尔
文学奖的领奖台。
大江健三郎，是他的母亲精心培育的一粒种子，不仅是人生的，更是写作上的。
七十多岁后，在访问中国时，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水均益的采访时，他谈到自己和文学，尤其和中国文学的关系时，又一次提到他的母亲。
水均益：您提到了最早接触到文学是由于你的母亲，而且你的母亲对于鲁迅先生、郁达夫，都非常非常地喜欢。我注意到您曾经有过一个例子说，母亲非常喜欢郁达夫，以至于生了您以后发现您长得很像郁达夫，耳朵也很像他。跟我们说一说，第一次接触鲁迅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像您这样一个日本的文学家，文学巨匠，最早对于文学的兴趣竟是来自于鲁迅、郁达夫？
大江健三郎：在我出生那一年，母亲的朋友给她送来了一本鲁迅先生的小说，是小开本的文库版式。当时日本正在跟中国作战，鲁迅先生被誉为是中国的思想家，所以母亲说不可以在外人面前读他的书。战争结束，母亲忽然想起来，12年前，朋友曾经给过她一本鲁迅先生的书，她就从战争期间一直藏着的一个箱子里把这本书拿出来送给了我。在给我这本书之前的那个晚上，她自己先读了一下，然后告诉我，好好读一下里面那篇叫做《孔乙己》的作品。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打开这本书时候的情景，里面的主人公以第一人称“我”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我也曾经去过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小村子“鲁镇”，镇这个词应该是比“村”大，又比“乡”小，那里有很多小的酒馆，既外卖零售也可以在那里喝酒。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小酒馆里，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雇员遇到了一个受过教育、但是又经常被人们取笑的老先生“孔乙己”。小说就以这个少年的口吻对孔乙己展开了描述。
别人都对孔乙己这个人物感兴趣，可是我却对陈述故事的这个少年十分有兴趣。其实我是一个很笨手笨脚的人，经常打翻水杯什么的，而鲁迅先生笔下的这个少年也是一个笨拙的孩子，他不会卖酒，只能呆在角落里，给大家端一盘茴香豆过来。我觉得这个少年跟我很像，如果不是战争结束了我上了学，估计我也跟他差不多，十二三岁年纪在某个小酒馆里端端盘子，受老板的呵斥。这篇作品成了我接触鲁迅作品的开端。
水均益：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您对于鲁迅一直有着一种非同寻常的“情结”。
大江健三郎：后来，我母亲又向我推荐了《故乡》。那里面的主人公也是跟我一样生于乡下，后来到城里去读书了，而他少年时代的好朋友还一直留在乡下种地。小说描写了他与少年时代的朋友之间的重逢和别离，非常生动优美又非常悲伤的一个故事。
这篇文章的最后有这么一句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理解应该是“希望是假的，绝望也是假的”，我读过的书当中，对这句话也有这么翻译的：希望是很离奇的，绝望也是很离奇的。读了这些东西，我搞不懂了，鲁迅先生到底是怀有希望的呢？还是对一切都很绝望呢？我问母亲，她也说搞不清楚。那么我究竟是什么时候才搞懂的呢？当时我觉得写出这样的语句的人很了不起，就把这句话抄到了我的笔记本上。15岁的时候，鲁迅作品的新译本出版，我就买来看。19岁我考上大学去了东京，又买了鲁迅的大部头来研读。那个时候我已经逐渐可以读懂一些鲁迅先生的原文了。后来我终于明白了，鲁迅先生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希望始终是存在的”。
所以说我的一生（都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在我出生那年母亲得到了一本鲁迅先生的书，这本书我会一直读到我离世的那一天。这就是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
而在这段话中，我们更可以看出大江健三郎的母亲，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母亲，善良，具有超出民族界限的博大的爱。正是这，滋润着大江健三郎先生的一颗善良的心，使得他七十多岁了，还亲自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去祭拜那些无辜的亡灵。
有人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辛勤付出的女人。我觉得，这个女人，可以看成是成功人士的妻子，同样的，也可以看成是他的母亲。而对于大江健三郎，则更可以看成是培养他成长的母亲。
很多成功的人，正是由于童年时，得到过很好的家庭教育，才使得自己小小的就已具备下良好的素质和美好的品德。在家庭教育中，有的父母采用棍棒教育，有的采用美的熏陶：棍棒教育，只会以暴易暴，让孩子树立暴力解决一切的处事观念；而以美来熏陶，则让孩子从心里被感染，被感化，从而受益一生。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大江健三郎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得出，只有像大江健三郎的母亲一样，在孩子小的时候，及时地撒下童语的种子，才会在儿子成长的园地里，收获一片微笑的向日葵。
所以，当你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听话时，没出息时，你首先应问问自己，你在孩子的心里，是否像大江健三郎的母亲那样，播下过童花的种子？
故事到这儿，仍没有完，仍有说下去的必要。
多年后，已经成名的大江健三郎有了一个脑智障的儿子。面对这个儿子，大江健三郎有些沮丧。由于劳累、烦躁，他打算放弃，甚至都不想给孩子取个名字。
当时，他母亲从四国来到东京，帮他料理日常生活。大江健三郎由于苦闷，整日阅读一本西蒙娜·韦伊的书。书中有一个寓言，是因纽特人的，说世界刚开始那会儿，这大地上有乌鸦，啄食落在地上的豆子，但是四周一片漆黑，无法看清楚饵料。于是乌鸦就想，“这世界上若是有光亮的话，啄食起来该有多么方便呀。”
大江健三郎准备在这本书中，寻找一个名字，送给自己的儿子，就叫大江乌鸦。这其中，有寓言中暗含希望的意思，但更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厌弃。
仍然是他的母亲，听了，很不高兴，说不行了，自己把孩子带到乡下去教导。当然，大江健三郎没有那么做，他不想让年迈的母亲操劳，说：“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带好。”
以后，他和妻子细心地呵护着孩子。并在孩子身上努力地寻找着闪光点，最终发现了他对音乐的特殊爱好，就加意培养他，以至于后来，这个孩子成了钢琴家。他，就是大江光。
多年之后，大江健三郎接受记者采访，在谈到这件事时，仍然满怀感激地说，当他在母亲的批评下，准备把孩子改为大江光时，母亲高兴地道：“光这个名字呀，还是要比乌鸦那种名字好！”
“当时，我接受了母亲的批评。现在看来，情况确实如她老人家所说的那样，很好。”大江健三郎深情地说。大江健三郎要说的意思是，在灾难面前，又是自己的母亲教育了自己：不要老把事情向坏的方面想，也应该向有着光明和希望的那个方面想。
原来，成功的家教，不仅表现在对孩子小时的教育上，甚至可以延伸到孩子已经成年、成家、成名之后。大江健三郎是幸运的，他有一个多么伟大的母亲。
从这儿，我又领悟到另一个内容，原来，我们对家教的领悟是多么狭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