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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王庙镇，没有人不知道高四万的，他常年在镇上靠干零活挣钱维生，不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家，有了脏活累活零活，都会找高四万来干。高四万不管是掏厕所，还是扒炕、和泥，大到给单位卸煤，小到给店铺挑水，不怕脏不怕累，钱给的多点少点都好说。
高四万身材矮小，满是褶皱的黑脸上总是沾着一层灰尘，凌乱而根根竖起的头发上也总是沾着灰尘和草屑，好像永远都不洗，脸上褶皱里积着一线黑色的皴，一张口便露出满嘴的黄牙。看不出他到底有多大年龄，说三十多岁也象，说五十多岁也沾边。
高四万极为吝啬，挣的钱统统都存到储蓄所。他家离镇上大约五六里路，不论下雨刮风，他都是步行，从来舍不得花钱坐车，中午饭是从家里带的，连油条都舍不得吃。高四万兄弟四人，他是老大，他们兄弟只有一个娶上了媳妇，父亲早逝，三个光棍兄弟跟老母亲共同生活。家里困难，有时只做饭，不做菜，就着大葱蘸盐水下饭，他的两个又馋又懒的兄弟吃不下去，就逼迫他买豆腐：“大哥，你掏一块钱，买两块豆腐块，啥菜也没有！咋吃啊？”他这才极不情愿地掏钱买豆腐块。
没人知道高四万的实际年龄，也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高四万说他有四万元存款，他的高四万之名便是由此而来。
别人问他：“你有四万块钱，为啥不说个媳妇？”他回答说：“今年是香港回归，我得等台湾回归祖国后才娶媳妇！”那年是一九九七年。
高四万看似呆板，其实也有着狡猾的小心机，有人雇他翻菜地，东家在时，他一锹一锹认真地翻，东家走了，他只翻浅浅的一层。
九七年的时候我正在药王庙棉花站上班，七月一日，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单位全体职工会餐，八个菜两个汤，大米干饭，啤酒白酒管够喝。大家刚吃完，高四万去蹭饭，六子一心想调理他，给他倒了满满的一碗酒，撺掇他一口干掉，高四万傻狗不经嘘呼，果然一口闷了。
一碗酒下肚，高四万眼光发直，脑袋冒出一层细密的油汗，脸成了紫红色，手哆嗦得拿不住筷子，坐不稳，站不起。厨师刘师傅一看他喝多了，赶紧和六子扶着他去门卫，高四万嘴里含混不清地叨咕说：“我还没吃鸡肉呢！我还没吃羊肉丸子呢！我还没吃饭呢！”
到了门卫，高四万一头扎在炕上，死狗一样。睡到半夜要喝水，一起来就摔倒在地，值班的老何扶起他，给他拿来水，他一口气“咕咚咕咚”灌下半舀子，刚躺下，就“哇”地一下全部喷吐出来，溅了老何一身。过了一会儿又喝水，又喷吐出来。再喝，再吐，折腾了半夜。
第二天，主任把六子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棉花站是脱不开责任的。
还好，高四万睡到日上三竿，爬了起来，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没啥大事。他去庆光二哥的商店买红糖，肯定是身体上下里外全难受，想喝点红糖水解解这一场壮烈的宿醉。庆光二哥问他怎么了？他说喝多了，还说，幸亏是真酒，要是假酒就完了！那酒是在庆光二哥的商店买的，锦州凌川酒厂出的紫荆牌。
高四万喝了一碗浓浓的红糖水，又在庆光二哥家喝了三碗大米粥。然后，这个财迷高四万想是恢复了力气，去给炸油条的老李家起猪圈粪挣钱去了。
寒来暑往，时光荏苒，辽西小镇的生活乏善可陈，一转眼高四万就这样混了二十年。庆光二哥的商店越开越红火，缺少人手，便长期雇用高四万干零活送酒，高四万也就成了到月领工资的人了。
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高四万开始迷上了买彩票，闲暇时，便拿个铅笔头研究数字，据说他曾中过排列三的头等奖一千元。高四万仍然耍着他的小聪明，工资是按月开的，下雨天他绝不耽误工，每逢三十一天的月份，高四万必请假一天。
台湾回归遥遥无期，高四万的婚事仍然没有着落，他该有五十多岁了，看来就得安分守己的过光棍日子了，除非他能中五百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