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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有位亲友打来电话，有些唏嘘地告诉我，官财老师去世了，享年仅有75岁。
这通电话，激活了我记忆深处的一段经历。我不曾想到，这段极其短暂并且过去很久的经历，竟然还能那么清晰真切地重现在我的眼前。
“文革”期间，只有十多岁的我，跟随爷爷奶奶回故乡呆了一年多。在故乡期间，我便在村子里的一所小学校跟班上课。官财老师，就是这所学校里的民办教师。官财老师的大名，叫李官财。他的父母给他起这么个名字，大约是希望儿子将来能够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如果是这样，那么二老在天国可能要失望了。官财老师的一生，不仅跟这两样东西彻底无缘，连个民办教师都做得没有个好结果。
我的故乡，是个东西走向为主的村子，不算太大。爷爷奶奶跟大伯父住在村子西头，小学校位于村子东头。如今想来，那所小学校应该是大户人家“土改”后被充公的产业。高高的砖砌门楼，厚重的黑漆大门，让儿时的我感觉十分威严庄重。涂了白粉的院墙，在绿树的掩映下，显得分外洁净安详。进了大门，东西各有两间厢房，作为两三位公办教师的宿舍和伙房。再往里进，是两排各有四间的大房子，这便是全校六个年级六个班的教室，以及老师们的办公室了。
我们的教室，是青砖灰瓦白墙的老式建筑。跟村子里那些草顶泥墙的民居相比，它的显眼与气派，是不言而喻的。教室的门窗，是古色古香的木格棂式样，外面贴着洁白的纸。院子里有好多棵大榆树和大杨树，春暖花开时节，明净清新的阳光，线条清晰地穿过碧绿的树叶，把斑驳的光影洒在窗纸上。这些跃动的光影，同教室里的朗朗读书声，混合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旋律。
教室内的地面，用硬土夯成，仿佛永远散发着一种阴凉的气息。虽然不太平整，但让人心生温馨宁静之感。教室里的课桌凳，是简陋的条桌条凳，两人共用一组。课桌凳的功能，除了用于上课，还用来让学生们在夏天“睏晌觉”，也就是睡午觉。一人睡桌，一人睡凳。那时乡村的学校，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放麦假、秋假和寒假，是没有暑假的。夏天学生们吃完中饭回学校“睏晌觉”，是一项强制性的规定。如果谁贪玩逃“晌觉”，是要像逃课一样受罚的。“睏”过一个饱饱的“晌觉”之后，再去上课、活动甚至是调皮，精神头真是格外足。我很怀念那种非常单纯甜美的“晌觉”。
从大城市来到农村的小学校，没有了楼房、点灯，水泥地面和明亮的玻璃，起初我是感到有些不太适应的。但是不长时间，我就融入了那片浓浓的温情之中，尽情地享受着那份没有杂念的快乐。背着书包,沿着那条曲曲弯弯、大树浓荫遮蔽的村中小路，同伙伴们说笑打闹着走向学校的情景，此后便常常在我的梦境之中不期而至。如今回想起来，那片温情，应该是由乡里亲情，以及乡村风貌尤其是那所小学校宁静祥和的氛围，相互交织而成。
官财老师在学校里教算术，六个年级全包。他当时大约三十来岁，但在我看来，显得很是有些苍老，跟他的实际年龄不太相符。这不只是因为他那黝黑的肤色和纵横交错的皱纹，更因为他的神情举止。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除了上课，几乎不怎么跟人说话。走路的时候，他的脸总是半扬着，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远处的天空，嘴角似有若无地浮现着一丝仿佛是无可奈何的笑意。
听乡亲们讲，官财老师天生就是个文化人的材料。除了教书，他任何农活都不擅长。他对家里的主要贡献，就是做民办教师的那些补贴工分。而他家里那些必须干的活路，就主要靠他的老婆打理了。很不幸，他的老婆是被乡亲们认为很窝囊的那种人，生的又黑又瘦又矮，干什么事情都不利索。于是，便经常被官财老师暴打。我一直很纳闷儿，官财老师看上去那么温和的一个人，怎么会对自己的老婆下那样的狠手。后来我知道了，因为家里穷，官财老师的父母当初为儿子择偶时，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只要是个女人就行”，尽管儿子对他们的决定极不情愿。
虽说当时正处于“政治挂帅”的狂热时期，但是官财老师好像并不怎么关心政治。比方说，当大家群情振奋地狂呼口号、高唱“语录歌”的时候，他却只是应付公事地抬抬手臂，轻轻地蠕动几下嘴角完事。这一点，让当时的我，很是感到有些不解。一个“革命老师”却没有“革命热情”，村里的人们怎么就无动于衷呢？
官财老师的所有精力和兴趣，永远都在教算术和做习题上。记得有一年的春节，我跟几个伙伴去官财老师家拜年。进门之后，发现他趴在家中那张破的不能再破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在那里解习题。他常慢条斯理地对我们说，过去人们想上学捞不着上，如今国家让你们不花钱就上学，为啥不好好上？多学点文化，将来总会用得上的。有一回，我跟一个伙伴想逃“晌觉”去玩水，结果被官财老师抓了现行。他的惩罚措施也别具一格——既不是让我们在教室外罚站，也没有用教鞭敲我们的脑袋，而是出了一堆算术题让我们比赛，谁先做完就可以去睡觉，输了的那个题量再加倍。
那时乡间的民办教师们，对调皮掏蛋的学生给予适当体罚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而学生的家长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人大惊小怪。大家乡里乡亲的，叔哥姑姐地叫着，都知道这是真心为了孩子好，让他们多学点本事，所谓“打是亲骂是爱嘛”。我总感觉，后来逐步正规化或者说是格式化了的农村教育，在成就了一些孩子的同时，也放弃了更多的孩子。没有了乡里亲情的维系，很难指望别人发自内心地为自己孩子学习的事情着急上火。你不愿意学，或者被认为不是那块材料，那就自便好了。倘若管得严了，一不小心出个什么事情，那麻烦可就大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办教师，是一个不应该被轻易忘却的群体。
借读一年多以后，我到济南读了中学。又过了将近五年，我回到故乡插队做了知青。这个时候，由于学校规模的扩大，村里另选新址建了新的校舍。过去的老校舍，改作了大队部办公场所。但我再走进那个带给我很多快乐的院子的时候，感觉它明显没有了昔日的生机与活力，有些衰败破落了。官财老师依然还是民办教师，不过这时他已经升格为“联中”的数学老师了。
在插队期间，官财老师还经常在晚间，或者阴雨天不能下地的时候，约我去他那儿解方程。出于礼貌，我倒是去过几回。遗憾的是，我在这方面比较愚钝一些，始终没有培养起对于数学的兴趣，辜负了官财老师的一番美意。这使我在参加日后的高考时，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亏。
大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故乡的那所学校被撤并了。学校里的民办教师们，有的考上了大中专学校，有的转成了公办教师，从而实现了成功的逃离。而有的民办教师，则被打发回家了，比如官财老师。他之所以落得这样一个结局，一方面是由于年龄有些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性格。他不会去为自己申诉争取，更不会去上访闹事，只会一个人闷在家里死等，结果可想而知。
听乡亲们讲，官财老师被辞退以后，由于没啥技能特长，日子就过得很是窘迫了。两个家境也不好的女儿，以及亲戚邻里的偶尔接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了晚年，老两口的境况，就可以说是穷困潦倒了。老伴离世五六年以后，官财老师便也撒手人寰。
在生计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官财老师依然痴迷于他的数学习题。他乐此不疲地无偿给村子里的学生们做辅导，不仅有求必应，还常常把人家往自己家里硬拉。渐渐地，找他辅导的人越来越少。一些人是压根儿不想学了，另一些想学的人他也慢慢辅导不了了。他的知识构成，毕竟难以跟上应试教育下题海战术的脚步。到后来，无事可做的官财老师，见了半大孩子就跟人家叨叨：别光玩啊，多学点数理化吃不了亏，早晚能用得上的。我不知道，官财老师的所作所为，算不算是一种坚守。如果是，他又是不是情愿做这种形式的坚守，有没有盼望着实现自己的逃离。
如果说坚守是一种品格,那么逃离就是一种天性。能够修炼成坚守这样高尚品格的人，为数并不太多。所以多数人希望别人坚守，自己却选择逃离。比如我，就从农村、工厂一次次地逃离。过去的乡村，贫穷并美丽着。比如记忆中的那所小学校，比如官财老师。但是因为贫穷，人们无视它的美丽，而是纷纷想方设法地逃离。逃离之后才发现，我们想逃离的，其实只是一种生存状态，而不是乡村那固有的美丽。其实逃离就是一种抛弃，抛弃也未必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逃离。我们逃离了乡村，乡村也在逃离我们，包括它的美丽。故乡那所消失的小学校，以及像官财老师那样被遗弃的民办教师，说到底也是一种别样的逃离。
但是逃离不等于遗忘。所以，我常常会怀念乡村既往的美丽。但当我蓦然回首之时，却往往怅然若失——那些曾经的温馨和美丽，已然渺无踪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