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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父母，同样，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老师。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老师对学生的影响也很重要。老师为我们开发心智，启迪智慧，陶冶情操，当我们老之将至时，依然能够记住很多老师的名字、相貌、言行及个性。诚然，老师当中并非个个都如万世师表的孔子一样，“巍巍乎若高山”，有高山自然也有低丘，有秀木必有蓬蒿。但无论如何，既然为我师长，我们就应视他为前辈、先生，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是父”者也。
前几天同学聚会，宴席上谈笑风生，不免提起一些师生趣事，令我百感交集。这几日不免勾起我对老师们的回忆。我并不想为某位老师树碑立传，只是我自幼年到青年时代的不同的师长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个个片断连接起来就成了我成长过程的一部电影，激活了我对以往的美好的记忆。
我的小学一年级的开蒙老师是王秀婷，是我本家的一位长辈，论辈分，我应叫她姑奶奶。她那时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孩子三、四岁，在地上乱跑，小孩子一岁多，还经常抱在怀里。她的丈夫在县城工作，经常到村里来看她。她师范毕业后分配到自己娘家村里教书。王老师性格温柔，教小孩子最有耐心，手把手地教算数，写字，还帮孩子们擦鼻涕、提裤子、系鞋带，孩子们有了错，她也从不疾言厉色，而是微笑着讲道理，教导孩子。在孩子们的眼里，她既是老师又是母亲。放了学好多孩子们尾随着她回到她家里，和她的孩子在院子里玩。不在课堂的时候，孩子们也有叫她老师的，也有叫姑奶奶的，姑姑的，姐姐的，她都答应着。她人长得很漂亮，白白的瓜子脸，大眼睛，小嘴，梳两条辫子，穿着很朴素，经常穿一件花布大襟褂子，布鞋。由于两个孩子拖累的缘故，她经常给我们提前下课，提前放学，自习课时也经常抱着孩子在课堂上，有时还撩起大襟儿给孩子喂奶。为这些事，小学校长没少批评她，——每当校长训斥时，她总是低着头，红着脸，一声不吭……我们这些孩子们看着自己心爱的老师受委屈，心疼极了，以至于心疼得哭了。这就是我的开蒙老师，美丽的、和蔼可亲的姑奶奶。
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叫张新欣，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但有点弱智，仅有那么一点点儿，显得有点儿傻，因为她父亲是领导干部的缘故，所以能在公社中学当教师，教书水平当然是差的，学生们都瞧不起她。她不但管不了学生，反而被学生欺负，经常在课堂上被气哭了。好在那时正值文革时期，学校里不好好上课，学习也没什么用，故而教书好坏，学习好坏也都无所谓了。张老师人很真诚善良，自己好吃的东西都给学生们吃，好用的都给学生们用，还经常给家庭困难的学生买笔、买本、买书，逐渐得到了师生们的爱戴，都和她好了。学校经常搞支农活动，有一次从农田回学校的路上，一个学生不慎从陡峭的河堤上失足跌下，摔在河滩上，人事不省，张老师立即为这位同学做人工呼吸，直到醒来为止，之后她二话不说，背起来就往附近的公社卫生院跑，途中伤者不断呕吐，吐了张老师一后背，到了卫生院，她顾不上身上的污物，忙着张罗着抢救学生，急得直哭，直到脱离危险。从那以后，学生们都对她十分敬爱，一天到晚围着她转。
到了初二年级，教语文课的换成了李笑一老师。李老师三十多岁，风度翩翩，文彩飞扬，课讲得极精彩，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对他甚至有些崇拜。那一年我们年级的语文成绩特别好，这是他的书教得好的结果。我有写作天赋，语文成绩一直特别好，李老师对我宠爱有加，我的作文经常作为范文在全校选读。我任学习委员，李老师让我担任他的“助教”的角色，我经常帮他批改作业，判阅试卷，全年级同学都讨好巴结我。有一次，李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就是将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长沙”改编成散文，我写的作文自然又成为范文，毋庸赘述。李老师还特别没点名地宣读了一片反面“范文”。虽然李老师的课讲的那么好，大多数学生的语文成绩都上去了，但仍有一两个“榆木疙瘩”不开窍，非但是“榆木疙瘩”，简直是既傻且坏，且看他这篇文章是怎样写的，前面的不用说是一派胡言，就看他将这几句“恰同学少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是如何诠释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挥舞着方遒，向敌人狠狠地砸去…”李老师一边念作文，一边挥舞着拳头做砸人状，自己笑得喘不过气来，全班同学都笑得前仰后合，只有那位作者开始时没有笑，看到全班同学笑得天崩地裂，也假装笑了…
上高中时，正赶上恢复高考制度的新时代，我的班主任老师兼物理课是张满堂老师，张老师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毕业于北京师大。他恨不得全班同学都能考上大学，他经常在课堂上长篇大论，苦口婆心地讲考上大学的重要性，考不上大学多么没有出路，甚至还说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话来。他的物理课讲得极好、极透彻，都能讲出哲理来。只有一点不足，就是讲课太拖沓，往往把本节课讲到下一节课去，课间休息时间都给占了去，经常被下一节课的老师赶走。晚自习课两个半小时，他自始至终都待在教室里，且在两年里几乎是“全勤”的，它对我们倾注了太多的关爱，结果我们不负他的厚望，几乎都考上了大学，个别两三个落选的学生，也在他的关照下，上了复读班，最终考上了大学。他真是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我的慈父一般的张老师。
老师当中也有不好的，比如一位教别的班的数学的王老师，一位教我们班的政治的赵老师，不懂得教育心理学，不爱惜学生，对学生很苛责，大多数同学对他们的课产生了逆反心理，得不到好的高考成绩也在情理之中了，我们班的政治高考成绩平均只有五十分，我才只得了五十六分。爱惜学生的老师对学生有亲和力，吸引力，能够较大幅度地提高学生的成绩，反之亦然。不好的老师这里不想多说他。
上了大学，有了与高中阶段截然不同的感受，就象一下子从寒冷的冬天走进春天一样。如果说高中的老师对学生的管理就象家长对待孩子一样，学生对老师有点畏惧，那么到了大学，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就松散的多，粗放的多。大学校园里到处弥漫着自由的空气。学生和某一特定的老师相聚相处的机会比中学时要少得多，老师一般不会给学生留下像中、小学老师那样深刻的印象。我的大学时代有几位特征鲜明的老师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刚入学时，辅导员兼机械制图老师是严肃副教授，他五十八、九岁的样子，很瘦，特象马三立，但上课没有马三立幽默，而如他的名字一样很严肃，课教得很好，给我们全班学生打下了坚实的机械制图基础。有一次与校方发生了一些纠葛，我们班罢了课，这让严老师觉得很丢脸，他气得要打我们的带头大哥。由于罢课，他被调离别的班级任课。过后校方要处分带头大哥，他横加阻拦，多方游说，使得校方的处分作罢。替代他的是他的学生吕晓芸老师，吕老师二十七、八岁的样子，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她有时让她的孩子管我们叫叔叔，有时又让叫哥哥，弄得我们哭笑不得。她能歌善舞，学校的文艺演出她都是唱压轴戏。她经常在业余时间为我们普及音乐知识。她是一个阳光女孩，热情开朗，毕业许多年了，她仍和很多同学保持联系。
丁伟儒老师是我们大四年级的辅导员兼化工设备专业课教师，不到四十岁的样子，上海人。李薇老师是他的助教，刚刚大学毕业的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姑娘。
丁老师一看就是聪明干练之人，说话语速较快，逻辑性强，口才极好，讲课简明扼要。他中等身材，较瘦，眼睛炯炯有神，嘴唇薄而且时常紧闭着，走路轻快且有弹性，吃饭极快，别人往往只吃了一半，他已经吃完了。师生们一致认为他是当领导的料。我对他有一些崇拜，不知不觉地将他视为了榜样。他对我们的管理很宽松，但绝不放任自流。他看上去较为严肃，实际上却很好相处，有时他也到学生宿舍聊天甚至喝酒，有时他也邀请几个学生到他家里去坐坐。有一次一位被邀请的老兄回到宿舍后大发感慨，说是丁老师的夫人长得很漂亮，说自己将来能娶上这样的媳妇就算这辈子没白活。看老师看出这么个念头来，真是匪夷所思。
李薇老师与当时外语系的一位男老师谈恋爱，有时在学校的花园里被我们撞见了，我们就会发出“吱-喵”的怪叫，她小脸通红，也不和我们打招呼，低着头，在我们面前匆匆走过去，等到下次上课时，见了我们，脸还会红一阵子。他协助丁老师对我们的毕业论文进行辅导。她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毕业设计草稿都会认真审阅并指出错误，对我们提出的问题都能详细地解答，使我们受益匪浅。她只比我们大两三岁，当时我们把她既当老师、又当姐姐看待，现在想起来，心里由衷地认她为老师。
不知不觉离开学校、老师多年了，参加工作、成家、生子，为了所谓的“事业”而忙碌着。与老师们的通信联络也渐渐地由密变疏而以至于无了。尽管如此，在工作之余我还会经常想起母校、想起老师们，每想及此，我的心里就有一种幸福和温馨的感觉，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感谢生活，感谢老师们。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大喊一声：老师，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