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塘】剥花生（散文）

　　我的儿童时代，过得极为糟糕，我把它称为灰色童年。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就撒手人寰，留下九个未成年的孩子——八男一女——给妈妈抚养。我排行第八，叫小八哥（我们家乡话，语意是指会说话的鹦鹉，乖巧可爱），后面还有一个三岁多的弟弟。　　 自从爸爸去世后，我们家孤儿寡母的，日子的艰难，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那时候，我们国家的行政建制和体制，与现在不同。行政建制是，中央、省、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县、公社（相当于现在的镇或乡或街道）、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或居委）、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自然村或村组）；体制是实行公有集体制，农村的村民叫做社员，个人和家庭是没有土地使用权的，生产队里给每个人划一分（地积单位：一亩等于十分）坡地作为自留地，其余田地的使用权，全部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社员的收入，来自于在生产队安排下劳作得来的工分。按我们那里的工分等级划分，男女是不平等的。当然，这个工分等级的划分，都是生产队领导组织成年劳动力，开会公开划分的，不存在个人的暗箱操作。一般地，成年男社员，要比差不多同等级的女社员每个出勤天多一分工分。最高的是会使用梨耙耕地的男劳力，每天10分工；最低的是少年劳力4分工。每到收获季节，地里收获了红薯、花生、稻谷、瓜果等，就按工分和出勤等各方面量化，进行瓜分劳动果实。那时候，当领导的具备很强的思想素质，几乎没有谁想占便宜，除了男女劳力的工分等级划分不平等之外，一切都是相对公平化、透明化和公开化的。我妈妈像大男人一般，套犁套耙，赶牛耕地，样样精通，干活拼命，是一把劳动好手，属于强劳动力，每天工分是9分工，在女劳力里面，是最高等次的，比一般的成年男劳动力（7.5-9分工）都要高。　　 但是，再高的工分，仅仅凭借妈妈一个女人的能力，要养活一班人马，可真是不容易呀！何况，爸爸走后的第二年，我的大哥赞哥也因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本来也是一个男劳力了。因此，我们家，不是过生活，而是熬生活。我们一般是每天三顿光可照人的稀饭，一个月也难得吃上一顿干饭，成天肚子几乎是咕咕叫过来的。　　 我读三年级后，妈妈觉得我是一个小大人了，就安排我做一些挣工分的工作。其一，帮生产队看鸡。就是生产队里，有一些田地靠近村庄，种的水稻或红薯或花生，在快成熟的时候，怕鸡去偷吃，就安排社员在田地边边看管，赶鸡；其二，当“称官”。称官，是生产队里称牛屎猪屎狗屎鸡屎、人尿牛尿猪尿、牛草的人员。生产队里，把牛安排到各家各户（如果不想养牛的，就不安排）来喂养，除了每天记养牛的工分外，去取的牛草，收集的牛屎、牛尿，都会按重量记工分；各家自养的猪、鸡等，收集的粪便，以及个人收集的动物（狗屎居多）粪便，都是按重量记工分。我从小对数字比较敏感，读二年级时候就跟六叔学会了称东西和打算盘（珠算），并且滚瓜烂熟，村里的会计都夸我。对于我这个特长，村里是家喻户晓。那时，生产队管称粪便和牛草的三叔公长病不起，没办法工作了。在那个岁月里，文化水平高的人极少，生产队在成年人那里一时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所以，队长崔秀林就找到我妈妈，想要我出任“称官”。起初，我妈妈犹疑不决，怕影响我读书，就没有应承下来。到了第三天，因为没有“称官”，社员们累积的粪便、尿和牛草没地方放了，意见纷纷。队长“二顾茅庐”，恰好我在家，看妈妈期期艾艾的没答应，我就当着队长和几个一起来的队干部的面，求妈妈让我干，每天只是傍晚时分上班，每个月月底才统计，而且按我拨算盘的速度，半天就可以统计完成，影响不了学习，何况这份工作，每天6工分。妈妈看情况这样，也不好意思拒绝了，就同意了；其三，剥花生。在每年花生收获的时候，生产队都会安排人在收获的花生里，精心挑选一些饱满圆润外壳完好的花生，封存起来，作为来年的花生种子。到了开春播种花生的季节，就会把花生种子，分发给各家各户来剥开壳，花生米用来播种，按重量来记工分。就是分发下来的时候，花生连壳是多少斤两，回收的时候，花生米和花生壳一起称，也要接近这个数，按十斤允许相差半斤的损失率来计算（只少不多。因为花生壳里，多少会附有泥土颗粒），根据分发下去时的重量记工分。这项工作，在我们众多兄弟姐妹中，妈妈之前只相信姐姐，怕其他人偷吃花生米。我读三年级后，妈妈认为我是一个小大人，乖巧懂事，诚实可信，是她的“小八哥”，也就安排我和姐姐一起剥花生了。　　 我刚开始被妈妈安排剥花生的时候，是不允许一个人私自剥的，必须和姐姐一起剥。妈妈的用意很明显，她是害怕我的“权力”缺乏监督，经不住花生米那朴实无华的诱惑，从而做出有损诚信的事情来，姐姐就成了代替妈妈监督我的“特派员”了。　　 在花生播种的季节里，我都有机会剥花生。下午一放学回来，我就在姐姐的率领下，很小心地剥花生。在那个时间段，是一天中最饥饿的时候，何况我们每顿都是喝米汤呢！早就饥肠咕咕了！所以，在剥花生的时候，我总是禁不住咽口水，是偷偷的咽，不敢让口水发出一丁点儿声音，害怕“特派员”察觉，把我踢出局。有时候，实在是饿得难受，我就和姐姐聊聊花生米的味道，说烧花生米和炒花生米的不同之处，煮花生和盐焗花生的区别……姐姐害怕长青春痘，从来不吃花生，不管我怎么挑逗，她都置若罔闻。我觉得很无趣，就喋喋不休地自言自语，说花生是偷着好吃呢？或者是正大光明地吃好吃呢？可是，“特派员”的耳朵似乎是聋的，在剥花生的时候，她只是埋头细心地剥，从不搭理我。　　 后来，姐姐要备考高中，就没时间剥花生了，妈妈让我“单飞”，我就自己躲在房间里面剥花生了。有时候，也把花生拿到看鸡地里，一边看鸡，一边剥花生，一举两得，工分赚得不少，加上每天傍晚当“称官”的工分，快赶上两个强男劳动力了。妈妈很高兴，总是夸奖我，我也很快乐。　　 刚开始单兵作战的时候，我总觉得姐姐就在旁边监督，所以即使有非分之想，也不敢采取非分之行动。这样，过了一个播种花生的季节，我剥的花生安然无恙，生产队里回收过称的时候，从来没有缺斤短两。我赢得了妈妈的更加信任。　　 到了四年级第二个学期，是春天，又该是播种花生的时候了。我像往年一样，继续剥花生。　　 一个星期三的上午，我违反了学校纪律，被班主任徐老师赏了三个耳光外加两记“飞毛腿”，导致我两边脸颊起了“红包”，左脚小腿呈现两根紫色的“火腿肠”。上午放学后，我不敢回家，怕妈妈看到，知道我犯错误，会惩罚我和伤心。对于惩罚，虽然我害怕，但是比起妈妈伤心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自从爸爸和大哥哥离世后，我发现妈妈会一个人偷偷地哭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很害怕妈妈伤心。所以，那个星期三，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吃中午饭。如果哥哥、姐姐和弟弟他们不投诉我，妈妈根本不会知道我不回家吃午饭，因为她是带午饭到地头干活，中午不休息，她要赚那个加班时间的工分。　　 不吃午饭的那个黑色星期三，我是饿得肚脐紧贴着后脊梁，总是幻想着，怎么吃东西，课也没有心思上了。好不容易熬到下午四点钟放学。　　 回到家里，我到厨房找东西吃，但是灶冷锅清，什么能进口的东西也没有。我就去剥花生，计划剥到五点半就做晚饭吃。在剥花生的时候，看着那一颗颗圆嘟嘟，鼓胀胀，粉红透白的花生米，想象着在那粉红的花生衣里面，那白嫩嫩的花生米，我的口水通过喉咙，在胸腔和口腔里，不停地来回奔跑……我感觉，我快要饿死了！　　 一个声音在我心底呼喊：“吃一颗花生米吧！不然会饿死的！”　　 但是，妈妈的话语也不断地在我耳边响起来：“做人要诚实，不该我们的，绝对不能要！”　　 我很纠结，心思全放在“吃”与“不能吃”里头了。　　 再后来，确实饿得受不了了。我就想着，吃，必须吃！又给自己找必须吃花生米的理由，那就是我饿死了，妈妈一定会很伤心很伤心！爸爸和大哥哥死时，妈妈伤心得不得了，差点妈妈也伤心死了。而我那么棒，书读得好，事做得好，天天的挣那么多工分，是妈妈的心肝尖尖，我死了，妈妈也会伤心死的！对！我死了没什么，死了就不会饿肚子了；但是，妈妈不能再伤心了，更不能死！　　 思来想去，那时候的我，终于说服了自己，让自己为了妈妈的不伤心，为了妈妈的不死，而去践踏诚实信用，吃了第一颗不属于自己的花生米。我总以为，吃一颗就行了，并且暗暗发誓，只吃一颗！但是，事与愿违，当我吃了一颗花生米后，肚子仍然那么饿，花生米的诱惑力却更加凸显出来了。我肚子的不争气，让我不能自己；花生米那香喷喷的挑逗，魔力无以穷尽；既然吃了一颗，开始犯错误了，再多吃几颗，或者很多颗花生米，也就是一个错……这个逻辑在我心里，已经占据了上风。于是，我一发不可收拾，一口气吃了很多颗花生米。　　 花生米吃多了，口渴，我又灌了很多生水（从水井打上来的没有过火的水）。灌了水后，我的肚子就鼓起来了，没有了饿得感觉。　　 等到饥饿感过去，我的思维就恢复了常态。　　 思路清晰后，我却后怕起来了！吃了那么多花生米，妈妈去队里上交的时候，一定会露馅的！妈妈一向要强，要面子，如果在队里乡亲们的面前丢了脸，她还能活命吗？怎么办呢？为了救妈妈，也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找一些粗沙粒，用手掂量掂量，凭记忆的感觉，和自己吃的花生米重量差不多，就混放到花生米里面去。　　 那一批花生，妈妈拿去队部上交的时候，竟然没露出破绽！　　 那次之后，我的胆子就肥壮起来了。每次剥花生，我都会如法炮制，偷吃花生米，并且心安理得。　　 到了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的初中，被录取为免费生（全县前十五名免费）。在我就读的小学里，我是唯一考上一中的。我一时名声大振，自己好像打了鸡血一般，亢奋了好长一段日子。在暑假行将结束的时候，一个晚上，我们全家团座一起，妈妈主持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就是在那个家庭会议上，我依仗着自己升学考试的出色成绩，敞开心胸，把自己偷吃花生的秘密公布于众。　　 听了我的秘密后，全家人，包括我那个最淘气的弟弟，都一下子沉默了。妈妈像一座石雕，一动也不动地呆坐着，一声不吭！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妈妈，好像一瞬间苍老了许多！　　 第二天天一亮，妈妈就叫我起床，洗刷完毕，就带着我，直奔崔秀林队长的家。　　 崔秀林队长和在场的人，听了我妈妈的道歉后，都安慰我妈妈，说小孩子不懂事，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不要再追究了。但是，我妈妈很决绝，说孩子犯错，是她作为母亲教育不好的错，她要道歉。同时，她很坚决地要求队里，下次分粮的时候，一定要扣除相应的粮食，作为补偿与惩罚！否则，她会良心不安，放不下！一直到崔队长许诺，一定会按照妈妈的意思处理以后，妈妈才带我回家。　　 从那以后，妈妈再也没有提及我剥花生的丑事。　　 可是，很多年以后，直至为人师表的今天，我却再也没有从那件事中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