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打领带的结婚照片

　　侄儿发来了他和新婚妻子的结婚照片，侄儿西装领带，侄媳白裙轻纱，煞是气派、甜蜜。　　 这样的照片现在是极为普遍的了，不会让人产生惊诧莫名之感，这要感谢时代的进步，在中国大地服装单一，视西装为资产阶级所“专享”的40多年前可就不一样了。那时我还没有侄儿现在这么大，就因为存有父母亲一张类似的照片，被惊骇得够呛，险些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对待了呢。　　 那是1970年的年底，其时厂里正轰轰烈烈开展了所谓“三反一粉碎”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不时有“捷报”传出，不是这个车间揪出了一个埋藏多年的“赫鲁晓夫”式人物，便是那个科室挖出了一个思想发动分子。曾亲眼看见一个毕业于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因为被认为是继承了其反动家庭的“衣钵”或者还有些其它“劣迹”，被折腾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本人因为自觉“干净利落”，不属被“革命”的对象，因此坦然得很，每天和车间的弟兄们或“抓革命，促生产”，或谈天说地，倒也是快活得很。不料好景不长，有一天下午上班时，见车间砖墙上已贴有好几张大字报的空隙处，又赫然新添了墨迹淋漓的一张。白纸上拳头大的黑字分外醒目，题目是：《我们车间的这些现象令人深思》。抱着看稀奇热闹的心情，我也加进了昂头探脖的看众里。这一看不打紧，心马上提到了嗓子眼上，真有点“血压升高手冰凉”了。前面看到的内容消逝不见，这样一条却刀刻一样嵌进大脑皮层：“车间里竟有人保留其父穿西装、打领带的照片，其父何许人也？”“也”字后面，并列着“？！”，可见撰写人的何等义愤填膺。有道是心中有冷病，自然怕西瓜。本人确实保留得有这样一张照片——父亲穿西装着领带和母亲合拍的结婚照。他们均在本人9岁和4岁时分别患病亡故，因此这遗照便成了我弥足珍贵的纪念品，曾于不经意中给同年进厂，分在同一个车间的几位要好的师兄弟师姐妹看过。听父亲的姐姐、我的姑妈讲过，父亲乃一介常年身着长衫、诵读古文时摇头晃脑的穷教书匠，结婚时的打扮，是因为受了“新派”思想影响，在照相馆临时租用的“道具”而已，过后还在姑妈面前说了好几次：“穿在身上硬戳戳的，一点不舒服……”谁知他当年自找的“一点不舒服”，却险些使他的后代蒙受许多的不舒服呢！　　 跳出来解释洗刷是万万不能的，无异“自取灭亡”，这是本人当时身历“文革洗礼”4年多所得出的“经验”。于是打定了“稳起”“装憨”的主意，惴惴不安的“窥测”了几天，未见情况进一步“恶化”，恍然想到可能是因为“证据”尚欠“确凿”而搞的“打草惊蛇”策略吧，“蛇”沉住了气，不窜出草丛，便不会有棒打之虞。真得感谢当时已经有了“严禁逼供信”、“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等“最高指示”，使本人或类似本人的人有了“保护伞”，躲过了可能被“付之于革命行动”的华盖运。　　 父母亲的遗照是万万不可留了，不处理掉恐有后患。时住单位单身集体宿舍，“保密”条件极差，撕掉哪有烧掉保险。于是，反复多次端详了父母亲的遗容，力求尽量记牢他们的慈颜，然后选择了一个更深夜静、同室弟兄们都沉入梦乡的“最佳时机”，轻脚轻手在走廊的一角落，烧毁了这一“罪证”。看着父母亲唯一留存世间的形象在火舌中发黄、卷曲、烧焦、成灰，心头泛起的苦痛是难以言喻的，但毕竟希望有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的理智最终占了上风。　　 后来当然没有去打听是被哪位师兄弟或师姐妹“出卖”了，也丝毫没有怪罪那位写大字报的仁兄之意——这位仁兄“文革”时期毕业于首都某个有名的院校，后来到省里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在当时那种时代背景下，大家似乎都没有了自己的思想，有的只是怎么说便怎么办的虔诚心地。因此，“帮助”（这是我们车间一位领导发明的对评判含义的婉称）别人和被别人“帮助”，都成了很正常的事，有什么必要去怪罪谁呢！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有道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诗）。现在穿西装、打领带已经是平常装束，本人亦不时“玩一玩”这种“派头”，也摄留了照片。相信我的儿子将来断不至于遭际他老爸曾遭际过的惶惶然心绪罢。真是谢天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