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芙蓉树下（散文）

　　那天，哥哥带我去到学校的时候，校园里已是人声鼎沸。　　 校园在村子的东南角。整个校园只有两间教室。其中一间教室里带了个小套间，那个套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　　 学校不大，除过两间校舍和校园西南角的一个小土厕外，就别无长物，然而，还是有样东西，让我满心喜悦。　　 那是一株并不高大的树，上面开满了绒线样的粉色花。九月的阳光和风，温柔地挥洒在它的枝头上，一时让我有些眼花缭乱。　　 树的名字别致优雅，叫做芙蓉。　　 学校总共两个老师，两个中的一个，担任着校长的职责。这位校长，就住在我们村，另外的一位老师，晚上如果无处可住，则可以选择住在教室里的那间宿舍。　　 第一天坐在教室里的情景，似乎还历历在目。很奇怪我的老师，为什么要在第一节课的时间，长篇累牍的教我们上课的时候一定要背着双手。不过虽然不明白，却也照做了。　　 语文课上，老师很爱给我们讲故事，有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吃水不忘挖井人》。是说啊，有一年，毛主席在某一处没水的地方挖了一口井，后来毛主席虽然离开了，但当地的人们只要吃水，就总会非常想念、无比感激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直到如今，我也觉得，人，首先要有感恩之心。只有当你学会感恩，你才能收获更多的满足和幸福。　　 数学课上，老师教我们写从1到10的阿拉伯数字，其他数字倒还罢了，可是学到8，我开始卡壳。　　 我急得脑门子直冒汗，可是却无论如何描不出来那个数字8。后来，不知是有人提醒，还是我灵感迸发，总之我的练习本上，也有了像模像样的一行数字8。　　 那个8，是我用上下两个0垒起来的。这种垒8的写法，我用了很久，直到有一天，非常突然而又非常自然的，我一笔写出来了一个8，自此，也就没有再垒过。　　 学校很小，容纳的学生也很有限，只限于我们一个村庄的小孩，所以大家彼此也不算太陌生。然而一个村庄里，还是有着两个队，所以不是一个队的孩子，彼此也算不得太熟稔。　　 乡村的孩子，有些的确是野的，而且野的没有道理。　　 第一天去上学，双人课桌椅上的我的同桌，大概因为比我先到的缘故，很霸道地认为这个双人的课桌椅，只能归她来坐。　　 文章开头说了，当我去到学校的时候，校园已经人声鼎沸，也就是说，那一天，如果不是我的哥哥注意到我，说不定我的已经我很晚的入学时间，还会顺延。　　 我已经虚9岁了，然而在父母亲看来，我还小着呢。所以，他们可并没有认为，应该赶紧送我去上学，多亏我有大哥。　　 我的大哥那时已高中毕业，正好在村里的那所乡村小学代课，近水楼台，大哥带我去了学校。　　 如果大哥不管，我想我也准会上学，只不过究竟要几岁才上，可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怎么说呢，记得大二寒假回到家的我，跟父亲在房间聊天闲谈，突然，父亲像是想起什么似得，对着房门使劲喊他的大女儿，等他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姐姐来到房间，父亲笑笑地说：“你去跟爸爸拎一壶水。”我的姐姐颇有些小生气，说：“你木儿就在你跟前，你干嘛不让她去提。”父亲说：“哎呀，娃还小嘛，你去吧。”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想要说明，在父母亲的眼里，他们的老幺孩子我，永远都很小，永远都还是个“娃娃”，所以，我也就不能断定，到了我多大的年纪，他们才会意识到我已经长大了，起码已经长大到足以去上学。　　 不过还好，我有大哥。而且显然，9虚岁的我，在大哥的眼里已经完全可以去上学。于是，大哥也就牵着我的手去了学校；于是，我也就成了学校里的一名小学生。　　 我的第一任老师姓梁，是个中年女人，也是学校的校长。她的声音，有些尖细；她的衣着打扮，跟村里的妇人们大相径庭。　　 这位老师，跟一般的村妇们比起来，有些洋气，这种洋气，无形中也就拉远了孩子们和她的距离，起码我心里是这样以为的。　　 老师也笑，但似乎并不慈眉善目，之所以我要这样想，是因为在我和这位老师之间，曾有着下面一个小插曲：　　 有一天，我和同村的粉儿，懵懵懂懂走进校园去玩。教室和校园的外墙之间，有着一条窄巷，我和粉儿钻进巷子里，玩得忘记了时间。　　 那时候的我，还跟这个校园没有任何瓜葛，也就是说，我还没有上学呢。然而那一次，我们却被锁进了空旷无人的校园。　　 眼看天色向晚，两个小女孩才兴致勃勃的打算打道回府，走到门口，却发现校门死活拉不开，再一看，大门外面，挂着一把铁锁。　　 两个受到惊吓的女孩，看着越来越黑的天，再看一眼校园后面一人高的荒草，立刻比赛似得开始一声高过一声的哭号。这哭声果然很有效，很快便引来了一群正在附近场院玩耍的男孩，这其中，就有我那十来岁的愣头青二哥。　　 二哥听着声音熟悉，走近一看，果然有一个女孩正是我。二哥一边安慰我说：“别哭、别哭，哥哥给你想办法。”一边赶紧开动脑筋。　　 能干的二哥，果然很快想到了办法，只见他找来一块半截砖，对着那把死脑筋的铁将军一阵猛锤，不一会，果然校门口就传来一群孩子们兴奋的“嗷嗷”声，而那一刻的我的二哥，也差不多很像是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大英雄。　　 然而这边的英雄梦还没有织完，学校的那位洋气的中年女教师，也就是学校的校长，就气势汹汹地冲到我的家里，斥责了我的二哥的“野蛮”行径。在老师眼里，我的二哥的行为，很没有家教。她站在一个成人的角度上，全盘否定了二哥这次行为中所包含的“正义”因素。　　 这当然令我有些不满意，同样对此不大满意的，还有我的父母。父亲给学校重新买了一把锁，赔偿了老师的损失，道歉的话，却多少有些言不由衷。　　 老师走后，父亲并没有为此事而教训他的儿子，如果父亲要教训，我想我也断然不会答应。　　 二哥的行径，算是没有家教吗？女校长虽然那样说，我却坚决不愿认同。在我看来，小小的二哥的行为，应该算是“热血”“果敢”才对。　　 孩子毕竟是孩子，不能要求他处处周全。女校长认为，我的二哥当时应该去找她要钥匙，但是二哥没想那么多，四周的孩子，也似乎觉得，砸掉这把锁，是当时的唯一选择。而那时节呆在漆黑校园内的我，自然也渴望我的二哥，能用最快的时间“救”出我来。　　 我的恐惧，我的急切的想要逃出乌黑校舍的迫切心情，显然，都不在老师的考虑之列。　　 梁老师很辛苦，因为她要带好几个年级的功课，还教我们毛笔字、唱歌。那时候教室没有电灯，天气太黑的时候，会点起煤油灯。　　 不能说老师教的不好，但总归不大生动，所以一学期下来，考零蛋的人常常占了绝大多数。　　 老师也教我们唱歌，歌名已经不记得了，至于词儿，有几句还能唱的很熟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毛笔字只练了一两次，也就束之高阁。　　 有一天，来到讲台上的老师，袖子上戴着黑袖章。老师拿了一张报纸，坐在讲台上帮我们读，读了两三行不到，老师自个儿先扑倒在讲台上，嚎啕大哭起来。　　 那一天，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很快，学校里就搞起了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上课时间，我们都在忙着赶制小白花，到了约定共同纪念的那一天，我们每个小学生胸前，也就都有了一朵洁白的小胸花。　　 到了“六一”儿童节，也会有纪念活动。那时节的老师，会让我们排好队，然后悉数将我们带到几里地之外的另一处大校园。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看客，而对看客们的唯一要求，就是身穿白衬衣蓝裤子。　　 白衬衣蓝裤子，几乎是我们多少年来一切重大活动的固定装束。初中的一场运动会上，我的那位年轻的老师，不知道是因为口误，还是为了标新立异，要求我们运动会上统一蓝裤子蓝上衣，那一次，可真是难坏了我。后来，我曾写过一篇《一件蓝色衣衫》，讲得正是这件事。　　 我在那所小学呆了整整三年。三年里，我每天都要打芙蓉树下走过，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定格在我记忆里的，却最是那报到第一天的第一眼。　　 后来的我，又多次见到过芙蓉树。然而不管怎么看，都觉得这后来遇到的芙蓉树上开的花，远没有记忆中的那么粉、那么艳、那么美丽、那么妖娆……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去问记忆，它却再次给出了斩钉截铁的肯定回答。依稀间，耳畔的风中，似乎有遥远的声音传来，那声音好像在说：瞧啊，多美的颜色，多漂亮的花……那声音多么遥远，却又多么熟悉，那不正是九岁的我，指着树上的花儿，在对牵着我来到校园的哥哥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