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月悟】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散文）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美丽，　　 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气，　　 说上一句话也惊天动地。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才知道那间教室，　　 放飞的是希望，　　 守巢的总是你......　　 坐在电视机前，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看着盲人歌手刘赛的深情演绎，我潸然泪下。　　 60多年蹒蹒跚跚的脚印一路从脑海中走过，写满了艰辛酸楚，写满了苦闷挣扎，当然也印着欢乐、窃喜。　　 1955年的夏天，不满七岁的我路过邻村的适中小学，教室里琅琅的读书声吸引了我的脚步。　　 “神秘”的学校，里面的老师和学生是怎样的神气？怎样的快乐？可是，纸糊的窗扇阻住了我探秘的目光。我翘脚走到窗前，眼睛紧贴在窗户纸上——还是看不到。　　 他们神气着，我神奇着。　　 好容易挨到了下课，我挤到老师面前：“老师，我也要上学。”言语轻得自己都听不清楚。　　 “什么？”老师睁大了眼睛。　　 “我要上学。”　　 “你几岁了？”我生来就是“小剂子”（个头小），老师当我是五六岁。　　 “八岁了。”我忽然有了勇气。　　 老师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摇了摇头。　　 “我真的八岁了！”我急了。　　 “你生日是多少？”这个老师可真麻烦，八岁就八岁嘛，还问什么生日。“九月初六。”虽然对他的问题不以为然，还是仰着脸回答了。　　 “不行不行，要上半年的才行。”老师连连摇头。　　 “老师，我说错了，是六月初九。”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属于“急中生智”，但我在九月份成功地入学了。　　 我家到学校要走三里乡路。上学的第一天，妈妈特地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还用白毛巾给我缝了个新书包。唐德俊老先生（我的启蒙老师，1971年作古）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比我大半年的三叔。“就看你们爷俩了！”老先生甩着我们爷俩的胳膊。　　 三叔是屯里有名的淘小子，我是家里公认的乖孩子。淘小子牵着老师的大手，默默无语，黄书包耷拉在屁股后。乖孩子却又蹦又跳，白书包在腚后一上一下不停地摔打着。　　 那天的天真蓝，蓝天上几朵白云轻盈地飘舞着。那天的树真绿，绿树间几只黄鹂欢快地歌唱着。　　 邻村的适中小学是三间泥草房，全校三十多个学生，分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三个年级由一个老师教，那叫“三组复式班”。坐在教室里，我特羡慕二三年级的学兄学姐们的“渊博”。他们识字比我多，算术比我快。　　 “我将来一定要像他们一样。”我暗暗地下了决心。　　 老先生坐在讲台前，晃着脑袋教我们：“第一课，开学了。”“第二课，学校里人很多很多。”……那时候我们学的是注音字母，ㄅㄆㄇㄈㄉㄊㄋㄌ……老师晃起头来读着：b——p——m——f——d——t——n——l……俨然有鲁迅“三味书屋”里的“阿波罗……狗窦大开……”的神韵。　　 啊——　　 “我长大也当老师。”小小的我，傻傻地想，从此开启了“教师梦”。　　 傻傻的梦伴着我慢慢长大。　　 放学后，我叫来几个小朋友到家里，让他们坐在饭桌旁。我站在墙根，学着老先生的样子，摇头晃脑地领小朋友念书——　　 “开学了。”　　 “学校里人很多很多。”　　 “ㄅㄆㄇㄈㄉㄊㄋㄌ……”　　 一屋子的稚气童声，一屋子的欢歌笑语……　　 妈妈从门旁探进头，看看神气十足的儿子，笑了。儿子看见妈妈，也笑了。　　 后来，随着爸妈的几经辗转，我几次转学。但是，不管转到哪里，我始终仰望着老师，“长大后我要成为你”的梦想一天天地膨胀着。　　 一年级下学期，我转到了嘉信乡的建设小学。教我们的殷老师病了，班上来了一位代课的女老师。她长长的辫子，弯弯的留海儿，稚嫩的脸蛋儿上两个浅浅的酒窝儿。上课时总是笑眯眯的，下了课就和我们一起围着圈地做游戏。真是应了那句歌词：“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美丽，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　　 一个多月后，殷老师上班了，代课女老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多少年再也没有她的消息。可是，她的长辫儿，她的留海儿，她的酒窝儿，始终印在我的记忆中。　　 50多年后，有一次回老家，在朋友的酒会上，竟然意外地重逢了代课女老师！这是上苍怎样的安排啊！　　 是她在酒桌上听朋友们叫我的名字，就问我是不是在建设小学念过书，记不记得那个代课的女老师？没想到，她还记得我，记得我的名字，泪水控制不住地盈满了眼眶，泪眼朦胧中看她，没有了长辫子，没有了弯留海儿，可酒窝还在，并且比当年更深了。深深的酒窝上边的额头上虽然增加了几道浅浅的皱纹，但还是当年那个笑眯眯地领着我们做游戏的老师！　　 “老师好！”我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千言万语只化作了这一句话。　　 刘凤金老师是我上四年级时的班主任，一位憨厚博学的老师。他，话语不多，但每一句都铿锵有力，就像那句歌词：“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气，说上一句话也惊天动地。”还记得刘老师带着我去参加全乡的少先队员代表大会。走在路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诫我：“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那天，路两旁稻畦里的秧苗格外地绿。微风徐来，碧绿的秧苗一漾一漾起起伏伏，仿佛是无边的绿色海洋；那天，路两旁稻畦里的水格外清凉，清凉得可以见到泛起的水波和游曳的小鱼。刘老师的身影倒映在畦水中，高大，魁梧。　　 我在心里又一次对自己说：“长大后我要成为你！”　　 小学毕业，我以学区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了华炉中学。那是“低标准”挨饿的时期。全校就两个班。我们是初一，还有一个初二班。“低标准”人人饿得慌。为了解决“吃”的问题，校长想尽了办法，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师生用镐头挖出了十几亩“校田地”，种上了大豆。　　 我们入学的秋季，正是大豆收获的季节。学校那十几亩大豆也获得了大丰收，为此，学校办了一个豆腐坊。从此师生每天可以吃上一顿豆腐，两天还能分上一大碗盐炒豆腐渣。校长和老师心里装着学生，学生心里自然敬重老师。“长大后我要成为你，和你一样爱护学生。”这句心里话，无数次激荡在我的心头。　　 初二下学期，正赶上落实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我们的华炉中学解散了，我被分配到隔河二十里的六团中学。这是一所县属的初级中学，老师们的教学水平更高了。尤其是语文老师濮竞成的说文和讲课最为精彩，他的课是我们最喜欢上的。濮老师是湖南辰溪人，出身军旅，做过军队的文化教员、军队文工团的导演。转业到地方，做过报社编辑。1963年调入六团中学任初三语文课。他上课边讲边演，精彩纷呈。分析课文入木三分，表演角色惟妙惟肖。他讲《挺进报》，就蹑手蹑脚地把笤帚挂在窗外，把我们带进了课文的情境。一节《范进中举》，竟把慕名来听课的张金凯、刘海峰两位老师笑得前仰后合，涕泗横流。他指导作文不落俗套，别具一格。一是讲啥写啥，模而仿之。讲浩然的《一匹瘦红马》，就指导学生写《一匹小马驹》；讲鲁迅的《一件小事》，就指导学生也写《一件小事》。学生照“葫芦”画“瓢”，有兴趣，提高快。二是注重编写提纲，注重反复修改。每写一篇作文，濮老师都要求学生先交提纲，他还要讲评提纲。三是亲自“下水”示范作文。濮老师的示范作文不是“写”而是“说”。他常常在课堂上踱步说文。一篇千余字的作文，他能脱口而出，20多分钟就可即兴完成，让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那一年中考，语文只考作文。两个文题《夏锄时节》《<革命的坚定性>读后感》，任选其一。结果，我们班的插班复习生徐洪涛的《夏锄时节》获全县最高分。　　 还有班主任沈魁文老师。沈老师教全校的物理、化学课。理化课最注重试验和实验的。学校条件有限，器材和药品严重不足。他就组织同学到医院去拣扔掉的废旧药瓶，自制器材，自研药品，力争做全做好所有的试验和实验，增强了理化课的直观性，激发了我们的学习热情。他还经常写一些科普小品文，如《食盐的作用》《杠杆在生产中的作用》等在报刊上发表。他的多篇教科研论文。如《物理课中的语言教学》《物理课中的形象教学》等在全国各级专业刊物上发表。他的钻研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们。　　 老师是学生最好最直接的榜样，“长大后我一定成为你”！　　 初三毕业时，我在报考志愿书上郑重地填上了“阿城师范”。可是，天不遂人愿。我还是因为“成绩优秀”被延寿中学高中部“劫持”录取了。　　 延寿中学是一所有着悠久办学历史的完全中学。1927年建校，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要的历史阶段都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志士人才。学校里集中了许多优秀的教职员工。语文老师中就有姜新志、陈同瞻二位师长。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姜新志老师，他知识渊博，风趣幽默；说起话来抑扬顿挫，铿锵有力；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声情并茂；陈同瞻老师行伍出身，终生单身。他的严谨谦和，我亦深有体会。　　 数学老师是丁文有、刘滨立、钱志英。丁老师是我们的第一任班主任，他上课特卖力气。一节课下来，常常是满头大汗。刘老师多才多艺，潇洒帅气。一身藏青色的制服，领口微露着白衬领，精神着呢！他唱得一腔地道的男高音，当年的一曲《亚非拉人民要解放》不知迷倒了延寿县多少青年男女。他编舞，跳舞，做音乐指挥，在延寿县有口皆碑。他是全县乒乓球单打冠军、单杠和自由体操冠军、蛙泳比赛冠军。他的代数课讲得更是有条有理，我现在还保留着当年听刘老师讲课的笔记，读着这些笔记，就是又一次的艺术享受。钱老师个子矮矮的，眼睛大大的，讲平面三角课最讲究提纲挈领，他的精讲多练让我们受益匪浅。　　 俄语老师是苏世政、吴志诚。苏老师本来是黑龙江大学的俄语老师，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延寿县太平川农场劳动改造，后来到延寿中学教课。我们现在还能记起他教我们的“俄语字母歌”和他翻译成俄语的“工人阶级有力量”。吴老师是我们高二时的班主任。他是自学成才，俄语的语法课讲得深入浅出有条不紊。　　 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那支粉笔，画出的是彩虹，洒下的是泪滴”；“那个讲台，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老师的形象越来越“美丽”，越来越“神气”，老师“说上一句话也惊天动地”……　　 “一定要成为你”，渗入我前行中的每一步脚印。　　 可是，命运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史无前例的“文革”彻底粉碎了我的梦想。我亲眼看见我们那些渊博的老师，一夜之间，戴上了高帽，挂上了把名字划上叉的大牌子，游街，批斗，“打倒”，“绞杀”，日复一日，黑暗了天地。于是，“长大后我要成为你”变成可怕的”紧箍咒“。一提起“教师”，我就毛骨悚然。再说，我成了“黑五类”“狗崽子”，也没有资格做一名“人民教师”了。　　 1968年6月8日，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路过小学校的窗下。趴在那小小的“玻璃眼”向教室里看去：几张破桌椅横七竖八歪歪斜斜地散落着，上面一层厚厚的灰土，破败萧条。“复课闹革命”后的学校竟然是这样的一幅光景……　　 然而，命运是不可思议的，它常常戏弄人，也会在不经意的时候惠顾你。在我完全不敢再想“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时候，竟然梦想成真，我“成了你”！　　 1969年的1月，黑龙江飞雪连天，大风扯地，凛冽的北风裹挟着鹅毛般的大雪呼啸，茫茫一片，隔着五步都看不到人。街上行人寥寥，硬硬的雪粒砸在行人的脸上，火辣辣地疼。人们把头紧紧地缩进竖起的高领中，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踯躅前行，生怕一不留神摔倒在坚硬冰滑的路上。　　 “邵魁，请到大队部来！”刚刚吃完早饭，广播就响起了通知。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立刻仔细地检索最近的言行，却搜索不到触犯“天规”的细节。没奈何，颤巍巍地推开房门，一股夹着雪的劲疾烟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下意识地缩回了屋里。但是，大队部的“命令”是不容违抗的。我竖起棉大衣的高领，紧了紧围脖，猫着腰钻进了风雪里。　　 迈进大队部，一下子懵愣了。大队的主要领导全在，刘支书、关连长、唐校长正比比划划说着什么。“问题严重了！”我的心蹦蹦地直敲小鼓。我直直望着领导们，想从他们的脸上看出点端倪。　　 我深知自己出身不好，小问题也是大斗争啊。可是，从领导们的脸上并没有看到我担心的“阶级斗争”。我站在屋中央，哈出的气化作一团雾珠，眼前朦朦胧胧，模模糊糊。　　 刘支书是一位从朝鲜战场上转业归来的老军人，战争给他留下了伤疤，也铸炼了他的坚毅和豪爽。“啪！”支书从桌边站起来，话里有话地说：“邵魁，你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队相信你能完成任务。”说着，他捅了捅身边的唐校长。唐校长吐了一口旱烟，走到我跟前：“根据上级指示，咱们大队要办带帽中学，党支部研究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