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的岗位在田野，这是众所周知的
常识。然而在我的故乡那个叫王家寺的村庄，这个
常识已经被彻底改写了。我们祖祖辈辈相依为命的牛，不仅失去了奋斗了千百年的岗位，而且失去了栖息的村庄，被赶进了一个叫作养殖场的监狱一样的地方。
其实，这是我许多年前就预料到的结果。
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常常给我们讲“奔向2000年”、“实现农业现代化”。我记得课本里还有篇插图课文，一台被称为“铁牛”的“东方红”牌拖拉机，被一位笑容满面的妇女驾驶着，正在田里耕作。那时，我对农业现代化的理解就是电灯和拖拉机，并常常在心里编织着梦幻般的情景，“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幸福生活。那时还是大集体的年代。“文革”虽已结束，但影响仍在继续，读书似乎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白天，我们唱着“我是公社小社员”去生产队参加劳动；晚上，扛着自制的红缨枪主动为生产队站岗放哨，严防阶级敌人挖社会主义墙角。现在想想，那段岁月是多么的荒诞无稽啊。
因年龄小，生产队只派给我们两样活，放牛，牵牛。我所在的第一生产队共二十来头牛，花色品种不一，性情各异。有的温顺老实，有的异常暴烈。为了抢到温顺些的牛，天不亮就跑去队里的饲养室，先到者先挑，挑好后将自己的鞭子系在牛脖子上，以示占领。尔后到饲养员屋里等候出发，队里规定，天亮前不许将牛牵出去。
饲养员是两个五十多岁的老光棍，饲养室就是他俩的家，一铺能睡七八个人的大炕，一盏马灯，几条被子和两个包裹，就是他俩的全部家当。夏天的夜晚，饲养室蚊子成灾，他俩没有蚊帐，便在炕前燃起长长的一堆掺了干艾的麦糠，抵御蚊子的侵袭，但时间久了，人也受不了。我总是盼着天快些亮，好骑着我的牛走向空气清新的田野。
牛仿佛知道早餐的重要，要经得起一整天的繁重劳作，必须吃饱，因而一见到鲜嫩的青草就贪婪地啃个不停。生产队约在7点半左右上工，我们放完牛后便在预先指定的地方等候，社员扛来犁，将牛套上，由我们牵着下地耕田。我对牛的敬仰就是从牵牛开始的。上了套的牛具有人所无法达到的敬业精神和承受能力，虽然人们常常爱用“俯首甘为孺子牛”标榜自己，那正是因为比不过牛。
酷夏的田野空旷而闷热，牛拉着犁艰难地前行。讨厌的牛蝇成群地在牛身上飞来舞去，有的袭击它的眼睛，有的袭击它的鼻翼，牛不时扇一下耳朵或重重地喷一股气息驱赶。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无法帮助它。因为牛往往误会我的意图，把我驱赶牛蝇的举动当成是驱赶它，不是躲闪，就是将犁道拉弯。每逢这种情况，扶犁的把式便将手中的长鞭无情地抽到牛的背上。这会更加让我心痛。我一直认为，牛是一种情感深沉而热烈的动物。母牛生了小牛，亲昵地用舌舔个不停。遭到主人的残暴抽打，会屈膝流泪，以示忠诚。傍晚收工的时候，牛看看翻过的大片泥土，抻了抻筋骨，朝着吹烟袅袅的村庄发出几声低沉的哞叫，好像在告诉它的年幼的后代，一天的工作已经完成，即将跟随主人回家……
在我们村庄，牛的潜能被人们发挥到极致，耕田、拉车、耙地、拉磨，或是拉着两个笨重的石磙子打场，凡是能够施展开牛的劳动场合，都有牛的身影。我想，有用总胜过无用。正因为牛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为人驱使，才得到人的宠爱，若非如此，它的生存状态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吧！
果然，对牛不幸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村里有了第一台五十马力拖拉机，那时牛并不惊慌，只是有些好奇和不屑，一台机器毕竟孤单，大部分工作依然离不开牛。但到了九十年代，各种奇形怪状的农业机械如雨后春笋般活跃在田野各个角落，别说耕地播种之类的大活，连以前必须用人工完成的细小工作都有机器来替代了。那些铁家伙看上去虽笨，效率却比牛高出若干倍，此时的牛，显得无用且多余。牛怔怔地看着那些在田野里撒欢的机器，目光变得浑浊而复杂。它在想什么呢？是嫉妒、留恋，还是为牛类的未来而忧虑？我不得而知。反正，牛彻底下岗了。
下了岗的牛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自由，虽然依旧被人饲养，但等待它们的却是屠宰场。它在田野的劳作已经成为过去，它对人类的贡献也已被人遗忘。在人类眼里，“卸磨杀驴”似乎是一条天经地义的法则和亘古不变的真理，对牛同样适应。牛失去了田野，便理所当然地要变成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了。这是牛的悲哀，还是人性的伤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