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并幸福着

　　我的一位友人写了一篇散文，其中一段文字的小标题是“吃饭是最幸福的事”。相熟之人聊起来，一致认为这话虽说很平实，但也挺经典。不是经常品尝饿肚子滋味的人，怕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　　 每当我们或者我们的下一代，因为减肥等原因而节食的时候，家里的老人们通常会说：“多吃点儿有啥不好啊，谁能吃得下去东西，是谁各自的福气啊！”我能理解他们的话，因为我同他们一样，经历过以“紧缺”为主要特色的计划经济时期。那个时期关于吃的一些记忆，真的让人觉得那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特别是在能吃饱、吃好一点的时候。比如我兄弟年少之时，每当吃到蒜苔、青椒炒肉这类“硬菜”就大米饭时，都会带着几分满足、几分遗憾地感叹道：“唉！啥时候这样的饭管够就好了！”而这些事情，在那个时期是不能随便说的。因为谁敢这样说，那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就要挨批斗，甚至蹲班房。　　 我一向以为自己是有副好胃口的。家里长辈早年也常说，这孩子怎么老跟吃不饱似的，怕是吞下去个铁蛋子也能消化得了。但到了下乡插队的时候，我才知道了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比方说，当我于深秋初冬时节，看到一个泥猴般的孩子，上身穿件破棉袄、下身光着腚，一手拿着个比他的脑袋小不了多少、黑得发亮的地瓜面窝窝头，一手举着根差不多有他半个身子长的大葱，津津有味儿地大啃大嚼的时候；再比方说，当我看到一个干完农活的乡亲，狼吞虎咽地干掉十几张地瓜面煎饼、外加三大碗稀粥而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时候，我才更进一步地明白了什么叫做能吃、又是怎样幸福地享受着吃。　　 有一回，我们去参加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战。村里联中正放寒假的一些体格好的半大小子，也由几个民办教师带着，一同跟了去“接受锻炼”。其中有个皮孩子，不好好干活，老爱调皮捣蛋，又特能吃，就很不招人待见。有一回，伙房蒸了白菜猪肉粉条大包子（队上免费提供的），他风卷残云般一气吃了十几个，足有三斤多！一边吃，一边还摇头晃脑，嘴里不停“真好吃、真好吃”地念念有词。一个民办教师看不下去了，就挖苦道：“你看你那个熊样，除了吃，你还会做啥？干活的时候，是有你五八、没你四十。到吃饭的时候，你是一个顶仨。我看你简直就是个制造大粪的机器、浪费粮食的专家。”这话搁在今天来看，有侮辱人格之嫌，不值得提倡，为人师表者就更不能如此讽刺谩骂学生。否则，一有人跟你较真儿，保不齐饭碗就砸了。但在当时，我却觉得这话是那么地有才，把那个孩子的贪吃（如今时髦的说法应该叫吃货）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真是绝了。　　 在我插队的那个地方，有个冬天“封瓮”的习俗。一入冬，家家户户都会把淹咸菜的瓮封起来，不让家里人吃咸菜。因为冬天农活相对较少，耗费体力也少，吃那玩意儿拉饭，浪费粮食。毛主席他老人家就曾有过这样的“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唉，他老人家都管到这些事情了，全是让缺粮给闹的。插队期间，我见过一个嘴里“淡出个鸟来”的孩子，有次捏了几个大盐粒子有滋有味地就着窝窝头吃。被他娘看见以后，数落他道：“个熊孩子，真是没出息，也不怕咸死你个馋鬼！”在那些“紧缺”的日子里，就连咸菜、咸盐之类也“紧缺”，更遑论其他了。在这种状态之下，有饭吃就有幸福感、能吃饱就很有幸福感，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结束插队被招工之后，享受了国家最高的粮食定量供应标准——每月四十六斤，跟码头上扛大包的一样！这充分说明，我所从事的工种，是国家认定的重体力劳动。虽说工种不让人稀罕，但当一想到自己每月能吃四十六斤的定量，再想想那些只有三十来斤定量的工种，我心中就有种成就感和自豪感——我每月可以比别人幸福地多吃十几斤粮食呵！对这些定量，我是这样分配的：每天早晚各吃四两干粮、中午六两，留一些机动的打些稀饭喝什么的。就是这样，每顿饭吃完之后，我都有种意犹未尽之感，更别说那些定量标准低的人了。　　 记得我们工厂食堂有两道被大家一致公认的“名菜”：一是豆腐炖炸肉、一是凉切猪头肉。尽管我们工厂靠海，但那时臭鱼烂虾（如今叫海鲜）上不了台面，人们觉得只有大鸡大肉才是硬道理。每回打饭看到这两道油汪汪、香喷喷的“名菜”，我的肠胃都会拼命地提出申请，无奈兜里的菜票不允许，最多十天半月的才敢来一份开开荤，多数时候只能是干瞪眼睛猛咽唾沫。　　 在厂里，我亲眼目睹过一起因几片猪头肉而引发的“血案”。我们宿舍有位姓张的中年工友，家庭负担挺重，平日里极是节俭。有天晚上，好不容易下决心买了两毛钱的猪头肉解馋。买了以后，还舍不得一顿吃完，留了一半在碗里，想等第二天再吃。可巧那晚隔壁有个李姓工友来我们宿舍闲聊，看到桌上的碗里有肉，就不时下意识地摸起片肉往嘴里送。　　 当张师傅从别的宿舍打完扑克回来，发现自己的猪头肉没有了的时候，就有些急眼：“我的肉谁给吃了？”一位工友告诉他，可能是隔壁李师傅吃的。张师傅一听，立时火冒三丈，气急败坏地冲进李师傅的宿舍，将睡得迷迷糊糊的他，从被窝中拖了出来进行理论。言语不和之下，一场斗殴随之爆发。或许是有些理亏之故，又兼准备不足，李师傅的眼睛也肿了、鼻子也流血了，样子很是有些狼狈。　　 事情过去之后，张师傅颇有些愧疚之心，时常念叨说：“唉，其实老李是挺厚道的一个人，俺俩原来关系也挺不错的，我真不该为了几块肉那样对人家，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就一直想找个机会跟李师傅重修旧好。但此后大家都忙着回家过年，便也无话。　　 春节过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李师傅的老婆孩子来厂里看他。那天，正赶上食堂包水饺。张师傅见李师傅没舍得买，就多了个心眼，买了两份，一份给李师傅端了过去。李师傅自然有些受宠若惊的意思，连忙推辞。张师傅就又有些急眼：“兄弟，我这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吃的。你不接着，就是瞧不起我。”李师傅的儿子只有五六岁，光知道饺子好吃，哪知道大人之间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欢天喜地地接过饺子，边忙不迭地吃，边有些不解地跑过去问他娘：“娘，怎么又吃饺子啊，这么快就又过年了吗？”小孩子天真无邪的话，说得大家又有些心酸、又憋不住想笑，一场矛盾便也化解于无形。　　 每每忆及这些事情，都会使我万般感慨。如今，怕是已经没有谁会把吃顿饺子当作过年了。而当我们不再把吃饱甚至吃好当作最幸福的事情之时，依然不应该忘却曾经经历过那样的日子。尽管我想象不出，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在一个几乎什么都没有的年代里，还有什么值得我们赞美与留恋的东西。不忘却的目的，或许在于有助于我们尽力避免重复那样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