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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老家河北省阜平县，晚辈们把父亲的姑姑叫做姑奶奶。我有三个姑奶奶，其中两个姑奶奶参加了八路军，后来跟着八路军的首脑机关进了北京城，在北京的什么单位工作，我搞不清楚，反正是级别不低的高级干部。现在她们姐妹两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同样安睡在北京八宝山的革命烈士公墓。
由于阜平县地处太行山深腹，是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地，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那里就成了革命根据地。著名的城南庄是毛主席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它就在阜平县城附近。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舍保定，不舍阜平”，可见阜平县在军事上多么重要。我们村叫上苍山村，就在离阜平县城15华里的地方，山高路险，正适合抗日军事力量的驻扎。我们村很小，只有几十户人家。我的家就在村子南面的一个半山坡上，人称“小南院”。我就出生在那院子里，当然，这是解放后1954年的事了。别看如今的小南院是一处普通的民宅，且院子里也长满了荒草，很久没人住了，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它可是八路军的印刷所，为宣传抗日、鼓舞八路军的士气，立下过汗马功劳。听村上的人说，就因为如此，我家的小南院在日本鬼子扫荡中曾三次惨遭“三光政策”。当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日本鬼子扫荡走了以后，八路军又帮我家建起了5间新房。也正因为如此，两个当时还年轻的姑奶奶才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八路军部队里，姑奶奶学习了文化知识和军事知识，后来成为进驻北京的八路军老干部。
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到村里人讲两个姑奶奶的事，他们说三姑奶奶是个智勇双全的人，曾两次在战斗中负过伤，还有一次装扮成新娘子，把日本鬼子引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消灭了敌人，保护了群众。至于是怎样的细节，村上流传着好几种说法，哪种说法更接近于实际？我也搞不清楚。总之，在我幼小的心里，三姑奶奶是值得我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
在三个姑奶奶当中，我最喜欢的是三姑奶奶张宗风，原因是她对我帮助最大，且和我们家的来往也最密切。三姑奶奶在文革之前就退休了，当时她住在北京颐和园的东三所。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所穿的衣服都是三姑奶奶从颐和园东三所寄来的旧衣服，那些衣服都是表哥穿过的，男式的，洗得发了白，但质地结实，口袋特别多，我很喜欢。我的女同学们经常问我：“你没有哥哥，怎么尽穿些男孩子的旧衣服呢？”我非常骄傲地告诉她们：“这是我住在北京颐和园的三姑奶奶寄来的，是我表哥穿过的。”在我心中，那没见过面的表哥就是我的亲哥哥。
每当三姑奶奶寄来一大包旧衣物，我妈就从罐子里弄出几斤莜面，用口袋装好，让我写上地址给三姑奶奶邮去。我很喜欢干这些活儿，特别是喜欢写地址，“北京颐和园东三所”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无奈那时家里穷，不可能让我去。
三姑奶奶知道我们家孩子多，收入少，生活困难，收到莜面后总会寄钱来。这样循环往复了很多年。
再后来，我中学没毕业就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姑奶奶为了鼓励我思想和学习进步，经常寄书给我看，还写信鼓励我好好锻炼，服从命令听指挥。在我的散文《让我悲喜交加的书》中提到的那本《共产党宣言》，就是三姑奶奶寄给我的。除此之外，她还给我寄过从前苏联翻译过来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鲁迅杂文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等书籍，在内蒙古建设兵团时，我的小书箱里有一半书是她从北京寄给我的。另一半是我母亲寄给我的。
1973年，我参加了那场并不十分正规的全国高考，《政治》试卷上有三道论述题：一、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二、什么是正义战争，什么是非正义战争？举例说明。三、社会主义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我拿到试卷，就把自己平时读书心得统统写了出来，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装着，像流水一样，倾泻在试卷上，写满了整个试卷。走出考场，有人哭了，说：“什么也没答上来，肯定考砸了。”一些人选择了放弃，其他科目不考了。而我暗暗高兴，坚信自己几乎得了满分。后来，我被厦门大学经济系录取了，可能与我的《政治》试卷答的好有很大关系。这都要归功于三姑奶奶给我寄来的那些书籍，是它们使我懂得了许多知识和真理。那时在我心中最崇拜的亲人就是三姑奶奶。
大二放暑假，我从厦门回内蒙路过北京，特地去颐和园东三所看望了我仰慕已久的三姑奶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三姑奶奶，她给我的印象是慈祥、和蔼又不失严肃，很少笑，却平易近人。那天，我在颐和园门口一打听“张宗风”这个名字，服务员就像接待贵宾那样接待了我，搞得我挺不好意思的。从这其中我也体会到三姑奶奶的职位和个人魅力。当我问三姑奶奶是个什么干部时，她只是说“普通一兵”。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终也没有弄明白，她在退休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三姑奶奶问我：“听说你们是专门为化工部培养的干部，你是否考虑过到北京来工作呢？”我照实说：“没有，我打算报名到最艰苦的三线企业去工作。”三姑奶奶说：“也好，年轻人先到艰苦的环境中锻炼锻炼，才能有出息。”
那天晚上，我和三姑奶奶聊天到很晚才睡，她给我讲了爷爷的胆小怕事的性格，主要是从小娇惯的结果。她还说：“咱家人都太傻，傻得有点过分。”她讲了我父亲小的时候当过儿童团员，上铁路的时候，填写参加革命的时间及加入过什么革命组织时，竟然没有填写。结果，同村的小蚊子与我父亲一起上铁路工作，只因填写参加革命是在1939年，当过儿童团长，竟然被提升为干部，而我父亲只能当工人。她说，咱倒不图当官，这只是说明咱家人的性格特点。后来又说到长相，她说我长得像她，白皮肤，微微发黄的头发，宽额头，胖体态……经她一说，我才仔细端详起三姑奶奶，她说得没错，我生得和她真是很像，这可能就是隔代遗传吧，难怪我感到她那么可亲可敬呢！
那次我不但给三姑奶奶带来了内蒙古的莜面，还带来福建的花茶。三姑奶奶则把她本人、还有表叔表婶、表哥表妹的照片送给我，说以后有机会别忘了来北京看她，我就是她的娘家人等等。
再后来，三姑奶奶搬出了颐和园，我写的信被退回来。而我也毕业分配到了河南省内乡县境内的化工部第二胶片厂，现在已经改称为乐凯集团第二胶片厂，从此，就失去了联系。后来从父亲的信中，我才知道了三姑奶奶去世的消息，心中十分遗憾，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参加三姑奶奶的追悼会呢？是不是因为我的社会地位太低了？这都怪我努力的不够，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得太少，才没资格去参加她老人家的追悼会。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和悔。
现如今我已经从大学副教授的职位上退休了，在职期间曾经著书、发表论文不少，要是姑奶奶活着，她一定很欣慰。姑奶奶说过：“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应该努力工作。”我现在就是把写作和编辑
文学作品当成是自己的工作。如果这些工作能够给读者朋友们带来愉悦，我将会感觉十分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