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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年的夏天,好友玉龙的母亲由行署抽调去“五七”干校任管理员,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在无产阶级群众的专政下接受管教。所谓“干校”,实质就是关押“走资派的大棚,(戏称牛棚)干校就设在几处山腰看管果园的小工棚里”。干校要修房子,修场坝,挖鱼塘等等,施工队除了在外请工匠外,主要的劳动力自然就是这批当权派了。由于我们是关系户,我和玉龙也进了施工队,我们被分到一个鱼塘边修场坝,早上八点不到,“走资派”们早已到了工地,一大群人等候在那里,任务是从山脚运石头到塘边。管理的干部抱来了一大捆帆布手套,挨着顺序一人一双,我们外来的民工也是同样的待遇。当发到某些年龄较大的老者身边时,发放者的眼球一瞪便绕过去。我十分不懈,便问身旁一干部模样的人,那人严肃地说:“同样都是走资派,但等级不同,有可以改造好的,有尽量争取的,有顽固不化的,那些权力过大又死不认罪的,自然就是第三种人了。”我仔细地一个个看了看那些没有发手套的老者,有地委书记侯国强,行署专员孟子明,组织部长李德凤,还有李孝敬,石专其,张晓光等人,都是毕节的头面人物,这些熟面孔,都是在批斗大会上常来常往的老相识了,没想到,造反派斗争他们时的野蛮和残暴的背后,还有无处不有的愁视虐待。
搬运石头时,有四人一组用杠子抬的,有两人一组的,也有一个人用手抬的。我和玉龙正好一个搭档,年轻小伙力气方钢,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和这些当地政府机关的首脑人物在一起抬石头干粗活,这是想都不会想到的事,只有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才有这样的稀奇事,想想当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文化旗手”江青,在一次植树造林的活动中,在一个别人早已挖好的坑前,用雪白的手绢将铁锹把擦了又擦,然后拿着铁锹,尖着指头使着膀力,戳了半锹泥土,笑容满面的在无数个照相机镜头前留下的“光辉”形象,在各家大报上显著位置大势宣传的情形,对于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是百思不得其解。
行署专员孟子明,满头的白发,毕节军分区原政委,战争年代身上多处受伤。我见他双手抬着一块几十斤重的石头,艰难地走着,汗水顺着脸庞往下流,手指头也冒着血,我将我发的手套塞进他的怀里。有人过来好心地对我说:“小伙子,注意点,别让管事的发现了,要不然你这小工做不成。”
中午十二点,有人送饭来了,有包子馒头,有新上市的新包谷,大家一窝蜂地涌了上去,很快,新包谷没有了,包子没有了,剩下几个被抓得稀烂的馒头,几个老者可怜巴巴地一人手上拿着半边直往嘴里塞。玉龙的母亲拿着饭盒打开盖,将里面的三个包子分给了几个老者说:“这是我的一份,我不饿,你们吃吧。”
中午的太阳火辣辣地像一盆火扣在人们的头上,使人透不过气来。工地上没有任何遮阴的地方,地上的泥土一脚踏上去就是一层层浓浓的烟雾,管理干部抱来一摞草帽,每个学员一人一顶,发到第三种人时同样没有,几个老者将自己的衣服脱下顶在头上当草帽。来来回回地搬运石头中,有人倒在路边半死不活地喘着粗气,有人在路上晃晃悠悠摇摇欲坠。玉龙的母亲将自己头上的草帽戴在一个老者的头上说:“干多少算多少,不要过于拼命,实在不行就坐下来休息一会。”我小声问她：“郭妈,你不怕有人钻你的空子吗?”她说:“不怕,走资派也是人,何况是个老人呢!”
工地上,几个干部模样的管理人员不时地指手画脚,横着脸,竖着眉,一会儿吼这个几句,一会儿训那个一顿,显得张牙舞爪不可一世,据说,这些人都是造反发了迹的,在运动中敢打敢冲,天不怕地不怕,是革命运动的可靠积极分子。这些人在文革前受过走资派的气,吃过走资派的很多苦,他们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太阳落坡了,金灿灿的霞光夕照在光秃秃的石山上,一层层的山石,像掉完了头发的老者的光头闪发着暗淡的光,工匠和小工们早已下班了,一大群干校的学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集中在一起,排着杂乱的队列,有气无力地听着管教干部的训斥：“(每天必做的功课)你们这些走资派,过去当官做老爷搞惯了,现在让你们来体验一下劳动人民的疾苦,可是,有些人还继续抗拒改造,怕苦怕累,装神弄鬼,偷奸耍滑,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绝对不答应的,我们就是要和一切走资派对着干。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的阶级消灭了,有的阶级胜利了,这就是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
劳累了一天,与玉龙走在回家的路上,谈起这些走资派的遭遇,这几天的亲身所见，讲到我们曾参与揪斗过他们的情节,我们也曾声讨历数过他们的罪行,可他们的那些“滔天罪行”，我们又是怎样得来的呢?不就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跟着洋人打哈声,瞎扯淡吗?我和玉龙说:“这小工我们不做了,拉起几个哥们,搞个‘战斗团’,办小报挣钱去。”一拍即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