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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理想，说得难听点，每个人都有野心，实现了，再大的野心也就成了远大的理想了。理想的萌生，与一个人的现实处境有关系，理想是现实的一种寄托。
萌生当一名教师的理想，是因我在读小学时被班级里的捣蛋鬼欺负而向班主任反映无效后。我要当一名教师，我要惩治捣蛋鬼，我要为学生创造一个健康向上的成长环境。为了实现当教师的理想，1979年，我一上初中便开始付诸于行动了。
那时，教师缺口大，乡政府为了缓解教师缺编压力，面向全乡通过考试招聘自采民办教师，只考语文数学两个学科，由乡中心校和乡中学统一组织出题考试批卷录取。
1979年8月至1980年8月，初中读书的一年里，我参加了两次全乡招聘自采民办教师的考试，两次都考上了，两次都没有录取我。
第一次参加考试，是上乡中学不久，在众多的考生中，唯有我是在校生，其他的考生都是历届在乡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学生。永利大队的考生中，我考得最好，可在录取时，却偏说我是在校生，说啥也不录取。我现在也想不通，既然在校生不录取，报名参加考试时，那又为什么让我报名呢？干脆就不让我报名不就得了吗？依我看，不是这么简单的理由。这里面有猫腻，有阶级斗争。
第二次参加考试，是在我将要中考的前夕，当时个别在校的初三学生也参加了。永利大队只招一名自采民办教师，报名的人中有一个不是对手的对手叫刘熙来，他嫂子在乡中学教学。中学老师出题，卷子也是中学老师批，刘熙来考上了，我没考上。刘熙来我们是我小学同学，初中都没念，他啥样我太清楚了，他怎么能考过我？事实上，录取的是他，而不是我。
打小，我就有主见，啥事不愿征求大人意见，甚而都不去愿征求父母意见，两次参加教师招聘考试，我都背着父母，家里自然也像没那么回事似的。现在想，父亲作为乡电业站站长，如果他能出面说句话，肯定不算个事，退一步说，就是父亲不求人，乡政府如能确保整个考试招聘公平公正的话，其结果一定是另一种情形。我的人生也许会改写，而在以后的人生漫漫征途中，多一些轻松，少一些无奈和身不由己，当然，也就没了我如今的舒坦洒脱和内心的丰盈强大。我真的不怪任何人，我能有今天，工作上还算问心无愧，业余创作还算小有成绩，家庭生活还算幸福美满，尽管今天我依然是一个普通人，渺小而微不足道，一粒草芥而已，但都是我个人不懈奋斗使然，我虽家无万贯之财，但我生活得愉悦而充实，我工作得理直气壮。
参加两次老师招聘考试，两次失败，当时，对我的打击很大。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无心学习，我心灰意冷。好在，班主任宋兆有教我们数学，他对我还可以。教啥科的老师对哪个学生有感情，那个学生便对哪科感兴趣。我很爱学数学。课下，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做数学题上了，见到课外题，我赶紧抄下来，我积累的数学课外题有好几本。当时，同学罗中华和闻永发他们都很羡慕我。那时，能难住我的数学题很少，尤其平面几何题。我曾一度做过当数学家的梦，记得还幼稚地给数学家熊庆来写过一封信。然而，中考失利，彻底粉碎了我的自信。我没考上安达高中，也没考上任民高中。父亲把我好顿批评，说我上学不安心，考什么老师？不务正业。父亲最宠我，父亲的教训，让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一个暑假，我都很少出屋，暗地里跟自己过不去。
暑假后开学，父亲让我再重读一年。在大哥的冷言冷语中，我还是上了学，插到了八年三班。到校的几天里，我感到老师和同学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不打算念下去了，我开始逃学了。
母亲首先看出了问题的严重，父亲下班来家，她扔出一句：“小二逃学了，说不念了。”父亲脸一拉，挖了我一眼，厉声命令道：“明天上学！”父亲是绝对的权威，不能有一点违拗，我又背起书包，回到了学校。
一年的时间，很长也很短。中考录取结果回来了，安达高中考上三个，没有我，父亲的脸色很难看。兄弟四人，我是他心中唯一的希望，我没考上安达高中，他心里生我的气很正常。不两天，任民高中录取结果也回来了，其中有我，父亲很高兴，逢人便说：“小二那个班，就他自己考上了。”这话不假。文化乡中学的教学质量一直很差，甭说考重点高中，就是考上普通高中的已是不容易了。考上重点高中的，每年也就两三个，有时甚至“光头”。
告别了乡中学，告别了平时从没离开半步的父母，我到离家40里外的任民高中读书，开始了新的跋涉。两年的高中生活，我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也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
高中毕业后，作为“大学漏子”（那时都这么称呼），整个大队里，也属凤毛麟角，没通过任何考试，我便被吸收进教师队伍，而且是大队书记李玉金亲自去家里动员我当老师。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这也许真是命运的安排，命中注定我要做一名教师，而且要一辈子的传道授业解惑。我深深地爱着我的教师岗位，我默默地奉献着我的热血和年华，虽不富有，也不风光，但很充实，也很自豪。小时候，一时萌生做一名教师的理想，实实在在成就了我色彩斑斓的人生。
当然，当年“逃学”之际，父亲的一句命令：“明天上学！”也才是最终改变了我命运的金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