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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资深作家说过：教人搞
文学创作是误人子弟，自己搞
文学创作是误入歧途。我没有刻意教唆或教导过别人去搞文学创作，也就没有误人子弟的罪过，但我自己却是一个地道的误入歧途者。
在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我的作文并不出色，只是爱读文学作品，古今中外的，逮住什么就看什么，除了《红楼梦》，大部分中外名著都是那会儿读的，以至于后来我在学大学课程的时候，重温那些名著觉得很轻松。
1968年，全国性的武斗也波及到了我所就读的大西北山区的一所小学，学校的图书室被砸烂，我背了一个背篼随一群同学去抢书。那时间我还是小学低年级学生，只知道抢连环画，对没有图画的大字书不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后悔莫及，到了我对大字书如饥似渴的时候，就只能四处去借了。我曾经丢过一本别人的书，书的主人要求我，要么还原书，要么赔五块钱。那时侯的五块钱，可不是小数目，我不敢向大人要，只好用一个暑假的时间一个人看守空荡荡的学校，把所得到的仅有的五元钱报酬赔了书。
1975年，我正在农村插队，大队支书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写一个剧本，参加全县农业学大寨文艺调演，报酬是每天给我记10分工分，外加两包甲级香烟。我用了十多天时间，写了一个能演一个小时左右的小戏曲，竟然获了县上和地区的奖励。在这个小小的成功的诱惑下，我从此走上了“歧途”。
1976年10月，我参加了工作，被分配到一个县级文艺工作队。当我问及为何要分配我到文工队时，负责报到的人说他们调查过我会写剧本，所以如此分配，就这样我成了编剧。编剧是最闲的人，因为不可能每天都爬在桌子上写剧本，我只写了一个五场话剧就演了好长时间，耐不住寂寞，我就要求拉幕。
两年后，恢复演传统戏剧了，文工队解散了，招了一批秦腔演员成立了新的剧团。同事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纷纷调离，只有我没有找到理想的去处，就暂时待在剧团。我失去了用武之地，但又不能白拿工资，就继续拉幕。演员们都说，我幕拉得特好，轻重缓急把握得恰到好处。我心里暗暗叫苦：编剧拉幕，大材小用，能拉不好吗？我过去不喜欢听秦腔，古时候都说秦国的军队是虎狼之师，我也就把秦腔当作虎狼之声，没想到，拉了两年的幕，灌多了耳音，竟觉得秦腔很美。
1980年，我成了县委新闻报道员，报纸广播上每月都有我的名字，却不稀罕。我用其余的时间来搞文学创作，剧本没人演了就是白写，便改行写小说。狠命地写，一个劲地投稿，退稿多得惊人。反正是撞南墙了，撞死拉倒！咬着牙，写、投、退；退、写、投；再退、再写、再投，直到数年后的某一天突然收到了一封稿件采用通知单，我竟然累倒住院了，并且一病就是一年，吃了无以计数的几十种中药西药，才好不容易缓过阳气来。
走过了山重水复，果然是柳暗花明，此后，我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一发而不可收，不断有新作发表，不断地参加各种笔会，并多次获奖，可谓苦尽甘来春风得意。依靠名气我离开了那个小县，作家的头衔、文联副主席的职务等等接踵而来。
可是，当荣誉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却写不出任何东西了，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毅力、过去的那种激情、过去那种撞死南墙不回头的精神。即使勉强成篇，也羞于出手。我觉得我完了，江郎才尽了。戴着昔日的光环，我昏昏噩噩地度日，人一夸我是作家，我就脸红，不出作品的作家，算什么作家？
后来，我被调到了一个经济研究单位，从头开始，从新学起。离开了文学圈子，一晃就是十年。这十年，我埋头业务，不参与任何文学活动，尽量让文
学界忘却我，但我对文学创作的思恋依然不绝如缕，手常常发痒，但还是咬牙坚持强忍寂寞。
如今，我马上就要退休了，又回到了过去搞业余文学创作的时光，成了一名网络文学写手，自由自在，想写就写，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绊，也不觉得有什么压力了，心境也平和了许多坦然了许多。
我这双被墨水染黑的手，怕是放在金盆里也洗不干净了。既然上了“贼船”，误入了“歧途”，就一条道上走到黑吧。陇南农村有句俗话：碌硃拉到半山了，不拉也得拉。那就拉吧，至于拉到哪里，走着瞧。不问收获多少，有一种精神寄托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