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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总想写写我的母亲。但在我以往的文字里，却绝少提及母亲。一是觉得“母亲”这两个字太过厚重，轻盈的指尖，几乎无法承载这份至真至诚的人间大爱；二是我的母亲和别人的母亲并不一样，留在童年记忆里的伤疤，至今仍隐隐作痛，迟迟不敢轻易触碰。
母亲出生于书香门第，在解放前的丰县，可谓算得上大家闺秀。“城南外马铃响，不姓张，就姓蒋”是当时丰县城内流行的一句民谣，其中的蒋家即是母亲的外公家，而张姓就是我母亲的娘家。其家族的兴盛，据说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以开油坊和酿酒起家，丰县县城大半条街的楼堂瓦舍，都是我外公家的深宅大院。
母亲是外公外婆最小的女儿，乳名唤作“五白”，这名字既缘于她那冰清玉洁的长相，也缘自她在姊妹中的排行。母亲上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虽然是第五个女儿，外公外婆仍把自己的小女视如掌上明珠，母亲自幼跟着教小学的外公上学，只知道一味地读书写字，针线活一样不会，农活更是没做过一件。
也许是受到“孔融让梨”等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或许是兄弟姐妹众多的缘故，母亲从小就养成了乖巧懂事、遇事忍让、善于吃亏的性格。每每遇到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她都竭力让与他人。明明自己喜欢的东西，却要装出不喜欢的样子，久而久之，别人也就以为她真的不怎么喜欢，从而不再礼让与她。
母亲的两个舅父都是上海有名望的大教授，一个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资深教授蒋天枢，另一个是上海博物馆知名学者蒋天格，他们俩的藏书完全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许是受了他们的影响，母亲从小就喜欢读书。但由于出身不好的缘故，成绩优异的母亲，初中毕业后，只考取了徐州的一所交通中专学校。但很快，母亲想当工人阶级的伟大梦想，也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中专毕业后的她，恰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母亲旋即被迫下放，下放到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农村。
母亲回乡不久，在别人的介绍下，认识了“同为天涯沦落人”的父亲。父亲一直跟着在曲阜师范学校教书的祖父读书，不仅成绩优异，还酷爱
文学，中学时就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多部作品。后来祖父被打成了“右派”，父亲因受牵连，只得含泪中断了学业，在考学无望的情况下，回到农村的老家，开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相同的出身、相似的经历，让两个怀揣破碎梦想的年轻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母亲天资聪颖，但在干农活方面，却显得笨手笨脚。虽然干起活来，动作比别人慢出半拍，但却是最为卖力的一个。她深知笨鸟先飞的道理，无论是锄地、插秧、点豆子、割麦子，还是掰玉米、拾棉花，她总是出工最早，收工最迟的一个。别人干完了自己的，就站在田间地头说笑拉呱，而母亲则不然。她干完自己的之后，还要瞅瞅身后。自然少不了还有几个善于耍滑使奸的人，往往磨磨蹭蹭，比她还要慢些。于是她再返身，去帮别人。母亲一天农活下来，早已累得精疲力竭。母亲帮了他人，有些人并无感激，反而冷嘲热讽地说：“你看人家张凤瑞多精明，她这是故意买咱贫下中农的好呢。”父亲不无埋怨地对母亲说：“你的活儿，谁又帮过你？你帮那些耍奸使滑的人，不仅得不到感激，反而受别人嘲讽，你到底图啥，岂不是傻到家了？”母亲往往憨厚地笑笑：“都是乡里乡亲的，随手帮他们一把，又有啥呢，不就是多流点汗水罢了。”
1965年夏天，母亲经过三天三夜的痛苦煎熬和挣扎，终于闯过了鬼门关，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儿子，也就是我。那时生活极其困难，母亲的奶水自然不足。在我出生不久，村里另外一家也诞下一个男婴，他的母亲生过他之后就得了重病，一滴奶水也挤不出，眼看那孩子被饿得皮包骨头，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母亲知道后，就承担起了哺育两个孩子的责任，而且每次喂奶，都是优先满足那个男孩，而我噙着干瘪的乳房，只有嗷嗷大哭的份儿。父亲心疼地劝母亲说：“你就不能先喂饱咱的孩子再说？”母亲毅然决然地说：“不行！总不能让人家说咱厚此薄彼吧。”
也许是由于营养不良的缘故，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尤其是到了冬天，感冒发烧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几经反复，最终发展成严重的支气管哮喘。那时侯农村缺医少药，穷苦人家更是无钱可医，所以那时的孩子大多自生自灭，中途夭折是及其普通的事情。于是母亲打算自学中医，彻底根除我的哮喘病。
其实母亲早在做闺女时，就有了学医的打算。那时我大舅是徐州医学院的高材生，已经留校做了一名教员。于是她便向她的哥哥索要了不少医学的书籍，一有空闲，就偷偷地拿出来研读。她还自己买了银针，每天都在自己的穴位上练习针灸。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探索，母亲逐渐掌握了针灸的技术和方法。于是她就用从书本里学到的针灸疗法，给我治疗起哮喘病来。经过母亲精心的治疗和护理，我的哮喘病竟然让母亲医好了！
除了针灸，母亲还自学了拔罐、刮痧、冰敷等中医疗法。她还在自家的房前屋后，种满了艾草、芍药、甘草、婆婆丁等中草药，以备不时之需，简直把自家的炮楼四周变成了蔚为壮观的百草园。炮楼是曾祖父作为大地主唯一留下的房产，原是用来看家护院的，根本就不适合居住，周身不仅弹痕累累、阴森恐怖，里面更是阴暗狭小。也许正因如此，才被保留了下来，后来就成了父母的新房，据说我就出生在那个炮楼里。
村里有一个患羊羔疯的男孩，每次犯病，都把家里大人吓个半死。四处求医问药，病情不仅没得到有效控制，反而一次次加重。有一次，那孩子又犯了病，口吐白沫，倒地不起，随时都有窒息而亡的危险。一家人无不惊慌失措，不知所以。我母亲见状，立刻解开孩子的衣领，并让其侧卧，然后迅速用手抠出孩子嘴中的污秽之物。紧接着又在相关穴道上连扎几针，孩子顷刻苏醒、转危为安，令那家人和乡亲们惊叹不已。
母亲会看病的消息，不胫而走。村里人但凡有个头疼脑热，悉数到家中去叫母亲，母亲无论忙闲、无论寒暑、无论刮风下雨，总是有求必应、乐此不疲。常常把别人的病医好了，自己却积劳成疾，病倒在家中。
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里，吃饱肚子是每个人的奢望。为此，生产队里的庄稼就成了人人垂涎三尺的唐僧肉。小麦尚未成熟，就有不少社员偷偷到地里去采摘麦穗，很多麦子都成了光杆司令。这种现象很快就被生产队长发现了，队长就准备在田间地头召开一次相互揭批的群众大会。村里有个三代都是贫农的“露头青”，指着队长的鼻子骂：“你就别在这里狗咬狗了，你敢保证你老婆没偷过麦子？咱村里，有哪家没偷过队里的东西？”旁边有个社员用手一指：“我敢保证人家新农家就没拿过队里的一根草棒！就算他新农有这个想法，他老婆张凤瑞也不会答应！”所有在场的听了那人的话，无不心服口服，纷纷羞愧地低下头去。
新农是我父亲后来的名字，他原名叫厚铮。一个造反派头头曾借题发挥地说我父亲明摆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满，日后还想着和贫下中农一“争”高低呢。父亲为了避免麻烦，也为了表明当一辈子新式农民的决心，于是就把名字改成了“新农”，并为我起了一个与之匹配的名字——加耕，也是时时提醒自己要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代表“董加耕”为榜样。
在我两岁之前，父亲和母亲的生活，尽管很是清贫，但仍不失为温馨和浪漫。最令母亲高兴的事情，莫过于回娘家了。母亲自小不善女红，结婚后，大人、孩子的衣物，无不是外婆代为操持，往往送过去的是棉花，而带回来的，却是一家三口合体的衣裤和鞋袜。父亲把我高高地驮在脖颈上，一手扶着我，一手牵着母亲的手，一同哼着小曲，高高兴兴朝外公外婆所在的张庄进发。一路上，不少人侧目而视，嘴中啧啧称赞：“看，多么幸福的三口之家！”
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在母亲生下二弟不久，外婆就因罹患肺癌去世了！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整个中华大地，不仅身为地主分子和右派家属的奶奶经常会受到无端的批斗，她的子女自然也深受其害。会看病的母亲，也被造反派们当成了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而横加责难。
外婆的过早离世、世态的炎凉、生活的艰辛，最终让母亲的精神世界轰然坍塌。我那可怜柔弱的母亲，抑郁成疾，患上了被称为“疯病”的精神分裂症。尤其是生过三弟和小妹之后，母亲的病情愈加严重，几乎到了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母亲的病，让我的童年充满了太多灰色的记忆，我的身上除了地主的狗崽子这一身份之外，又多了一个被人耻笑的身份，那就是“疯子”家的孩子。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在教室门口，突然会出现母亲的身影。我不想让所有的同学都知道，我有这么一位疯疯癫癫的娘。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是怕什么，就越是会发生什么。
那天上课铃打过好久，也没等到老师的影子。那时的上课极不正常，老师迟到、甚至旷课，是常有的事情。同学们以为这次，老师又不来上课了，就嘻嘻哈哈闹作一团。恰在此时，门口出现了一个我所熟悉的身影，手里拎着捡垃圾的袋子，正是我那“引以为耻”的母亲！我立刻把头埋在课桌上，再也没敢抬起头来，甚至恨不得地上能找到个洞，让我一头钻进去！我敢肯定，今后我和母亲定会成为所有同学的笑柄！
母亲走到讲台前，从从容容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母亲的字隽秀有力，立刻吸引了所有同学的目光。那些充满童稚的孩子，不仅没有嘲笑我的母亲，反而对母亲肃然起敬：一个疯子都能把字写得这么好，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教室里立刻安静了下来，大家都自觉地翻开了自己的课本。
母亲的“疯病”和别的疯子并不一样，她不仅没有任何的攻击性，相反，对所有的人，仍保留着原有的真诚和善良。她用捡拾破烂挣来的钱买来糖果、馒头或包子，除了分给我们兄妹几个之外，她还会把剩余的毫不吝啬地送给周围邻居家的孩子。有些孩子一边接过，一边还大声地喊母亲为“疯子”！
气愤不过的我，曾经大声质问我的母亲：“他们这样对你，你还拿东西给他们吃，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娘？！”母亲像不知犯了什么错的孩子，惊恐不安地看着暴怒不已的儿子，却作不出任何的解释。她所做所想，无不出自她人性的本能。
为了给母亲治病，父亲最终也自学成医。他不仅基本医好了母亲的病，还义务给乡亲们看各种病症，后来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一些慕名而来的外地病人，看好病后，往往也到了该吃午饭的时间。好客的母亲每次都执意留下他们吃个家常便饭，那种待人的真挚程度，实在让人无法拒绝。有时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母亲就偷偷地到邻居家去借好米好面，以招待客人。事后母亲总是小瓢借，大瓢还，所以邻居都乐意把口粮借给她。
许多医好病的病家过意不去，少不得会拿些当地的土特产前来答谢。有一次我和父亲正在田里干活，远远地一位邻居大叔给父亲打招呼：“新农哥，你们家又来看病的了，好像还扛来了一大口袋花生呢！”父亲回家后，客人已经告辞而归，而邻居所说的那袋子花生，早已不知所踪。我心中的小馋虫早就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便焦急地问母亲：“人家拿来的那一口袋花生呢？”母亲只是一味地傻笑着，轻描淡写地对我说：“分了，我已经把花生分给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了。”这就是我那傻到不能再傻的母亲！
文革后，祖父得以平反昭雪，父亲也因此参加了工作，我们家的日子慢慢好过起来。和母亲一起下放的同学陆续都已恢复了工作。母亲原先所在的单位，也曾派人联系到母亲，希望她也能回到以前的工作岗位。母亲冷冷地对那人说：“这么多年不来找我，现在找我还有什么用呢，我以前学的东西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如今我已经深深扎根农村，我不会跟你回去的！”父亲也觉得母亲的病情尚在恢复之中，就婉言谢绝了单位的好意。父亲怕母亲再受打击，就谎对母亲说：“人家说了，即使咱不去上这个班，也会给你发补偿金的！”从此，在母亲心里就多了一份痴念，那就是有朝一日，上级部门会发给她一大笔补偿的奖金。我可怜的母亲，即便真有什么补偿的奖金，多少钱可以买回你那逝去的大好青春？！
光阴荏苒，我和弟妹们相继长大成人，先后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特别是我和三弟，都在外地工作，基本上和父母聚少离多。最令母亲高兴的事情，莫过于一家人的团聚了。每每看到我们带着妻子儿女归来，母亲的眼睛就会发出异样的光芒。母亲总是忙不迭地端出她事先准备的各种好吃的，有山楂条、糖块、香蕉、苹果，还有叫不出名字的各色点心。有时母亲还会从街上扛回来一大捆的甘蔗，或者买回来一口袋的西瓜。在母亲的字典里，只要是甜的东西，便是最好的东西。也许是命运多舛的母亲，一生中所经受的苦实在是太多了，她不想下面的孩子们，再吃半点的苦头。但孩子们对奶奶买的东西并不感冒。可母亲依然一厢情愿地分发给孩子们，甚至非要让孩子们拿上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