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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推动乌台诗案(苏轼入狱)

时间:2014-06-26 07:18
  


  王安石再度罢相之后的第二年,熙宁十年(1077年)十二月壬午,宋神宗发布更改年号的诏书,其中讲道:

  其因来岁之正,以新元统之号。式循旧典,对越神休。宜自明年正月一日改为元丰元年。

  这一改元将意味着大变法部分进入新的时期,希冀在神宗“独裁”之下,变法能取得巨大的丰硕成果。

  如果说在熙宁时期的行政策略是以传统的“制衡术”为主,有如王安石形容的“刚健不足”的话,元丰时期则渡到了以“铁腕强硬”为主的历史阶段。

  “三旨相公”

  改元之后,神宗进行了一系列人士调整。他任命吴充、王珪为相,后以蔡确、章惇参政,冯京执枢密,吕公著副之。此后又有一系列的黜陟拜罢,王珪、蔡确、章惇、张璪、蒲宗孟、王安礼诸人,先后为执宰辅弼大臣。尤其是王珪出任宰执大臣先后共16年之久,深得神宗相知重用。

  这个王珪,曾在司马光与王安石迩英争辩理财问题时,左右逢源地“和稀泥”,那件事很能代表王珪的特点。然而,这样一个人自熙宁三年(1070年)官拜参知加政事以来,竟然能与神宗共处16年之久,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五月病逝。16年间,任凭风急浪高,群臣升贬走马灯一般,而唯独“将顺为政、无所建明”的王珪能一帆风顺,其诀窍可从时论中看出。时人称他为“三旨相公”——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神宗久用这样的人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专制君王的令行禁止,专行独断,而不允许有作为的大臣有擅权之机,这固然是赵宋立国的传统。 WWW.Hlmsw.cn

  然而,进入元丰年间之后,王珪之类已成了宰执主流,这标志着神宗不再任用有为之臣而一意专断,要群臣尊仰,并以更加专制的办法去执政,去推行新法。

  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神宗下令负责推行新法的“司农寺”(废掉“制置三司条例司”之后,主管新法的机构):以后凡涉及变法措施的大事,不得随便交所属部门讨论,都必须“先奏取旨”,由自己严格把握。与此同时,他对于反对新法的官员,也不再客气容忍,而予以坚决回击。元丰五年(1082)提举江南西路平常事刘谊上书,指出新法十大害民罪状,系统批评熙宁以来“富国之法”的弊病。神宗立即予以批驳,说刘谊“惟举一二偏僻不齐之事,意欲概坏大法,公肆诞谩,上惑朝廷,外摇众听。宜加显黜,以儆在位。特勒停,”刘谊被罢了官。这样强硬的态度,完全出自神宗躬亲之手,确实令人悚然。

  其实,在此之前,已有因吟诗讥时而获罪的事,这就是“乌台诗案”。

  赋诗遭弹劾

  神宗一朝大开“以言罪人”的杀戒,在熙宁年间无数反新法大臣去官落职足以为证,这已经违背了赵宋开国君主钦定的“不以言罪人”的“祖宗之法”。但是,上述事例毕竟还是朝议纷争,明陈直谏的结果。大兴“以诗文获罪”的“文字狱”,则是进入元丰时代才开始的。这是宋神宗独裁政治的显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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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发生在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离开彭城,出任湖州知州,他到达湖州任所之后,在给神宗的谢表中写道:“臣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不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他感激皇恩迁其到湖州,决心好好干,“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这本是一道十分正常的谢表,当然也多少带点自嘲的怨气。

  可这不经心的怨气却大大地刺激的主张行新法的一些人,那“新进”、“生事”之类的字眼,使一些人很不舒服,他们早节对苏东坡耿耿于怀,“如蝇在食,吐之乃已”,可就是找不着下手的机会。这回可好了,抓住他上皇帝表中的字句,再挑一些他平时诗词中的“犯上”毛病,狠狠治他一下,看看谁还敢对时局不满!看谁还敢再说三道四!

  于是,七月初首先由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出面,上述状告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还把别人刻印的《元丰续添苏学士钱塘集》交给神宗。 www.hlmsw.cn 文学网

  不久,又一位监察御史里行名叫舒亶(音胆)的也弹劾苏东坡,说他借写诗作赋,“无不一以讥讽为主”,而且说他把诗赋雕版印书,“传播中外”自以为能”。舒亶把苏轼的四本诗集连同他的奏章一起呈上去,指摘东坡《山村五绝》、《杭州观潮》等诗中一些句子,说他借诗诽谤新法,愚弄皇帝。他以为苏轼罗织的罪名是:

  陛下为赈济贫乏,贷钱于民,以使之恢复本业——苏轼讥之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陛下为富国裕民,兴办水利,以使天下富足——苏轼讽之为“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陛下为增进财政收入,实行了榷盐——苏轼谤之为“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苏轼如此目无天于,实在罪不容赦!

  第三个想置苏式轼于死地的,是升任了御史中丞的李定。李定曾在熙宁时因讲青苗法便民,得王安石器重,提拔他当了京官。当时激起朝中许多大臣的反对,苏轼亦在反对之列。李定母死而不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如今,李定是怀着强烈的报私仇的小人之心,非置苏轼于死地不可了。他同样采取了“捕风捉影”、“随意栽赃”的恶劣手法,列举了四条足以要苏轼的罪状,最后下了断言:苏轼“讪上骂下、法所不宥”。 www.hLmsw.cn

  苏轼入狱

  神宗看到三位谏官都交相弹劾苏轼,心中自然恼火,下令由御史台派人去抓苏轼进京问罪。一个人由于写诗而被捕,这样的事在赵宋建国以来也是闻所未闻的!

  朝中的驸马都尉王诜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着急,忙派人给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的)苏辙报信。苏辙接到消息大吃一惊,火速派信使飞报在湖州的苏轼。

  朝廷派来逮捕苏轼的是太常博士皇甫遵。他受命之后带了他的儿子和两个御史台的兵丁,连夜疾驰,直奔湖州而来。但是,他行至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因儿子得病耽搁了半天,所以苏辙派的信使先到了。

  苏轼知道朝廷要抓他了,但他还不太清楚自己的事到底有多严重。他告了假,把公事交给湖州通判祖无择代理。

  皇甫遵一行气势汹汹地到了湖州府衙,皇甫遵身着官服,手持笏板站在庭院里。两个着白衣黑巾的兵丁各站一边,面目狰狞,凶神恶煞。

  衙内一片混乱,苏轼不愿出去,与祖通判商议。祖通判劝道:

  “他们是奉了皇上的命令来的,避也是避不开的,我看你还出迎吧!”

  于是,苏轼着官袍官靴,手持笏板,迎于庭下。祖通判与众官吏都排在苏轼身后。过了一会儿,只见那两个兵丁拿着御史台的公文,皇甫遵态度威严环视左右,一言不发,空气极为紧张。 HLMSW.CN

  这时,苏轼先开口,对皇甫遵一拱手,说道:“我恐怕是必死了,死固难辞,但请允许我回家一趟与家人道别。”

  皇甫遵听到这儿,脸色才缓过一点儿,说道:“还没那么严重!”

  这时,祖通判一听还有转机,马上向前跨了一步,问道:“大人,一定有诏命吧??

  皇甫遵见有人插话,十分不耐烦地问道:“大胆!你是什么人?”

  祖通判面无惧色,回答了自己的官职。

  皇甫遵一听,马上命令兵丁把御史台的公文交给祖通判。这不过是要苏东坡革职进京受审的一般公文,大家的心才逐渐平下来。

  苏轼被允许与家人告别。这是多么悲恸的一幕啊!一家妻儿老小泣不成声,号哭欲绝。苏轼强压住自己的感情,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安慰一下家人,便离家远行了。

  路上,苏轼萌生过自杀的念头,可又怕给亲友惹来麻烦。御史台派人去抄查他的诗文信件,大部分文稿都被烧毁了。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日十八日被解入御史台牢狱,两天以后便正式开始接受审理。

  群臣不满

  苏轼进京受审期间,其长子苏迈一直陪同照顾他。他们约定每天送饭时,没有什么事就送肉和菜,万一有不测就送鱼来。这样,可以使苏轼明白事态的发展,心中早有准备。 Www.hlmsw.cn

  这天苏迈因事外出,委托个朋友代为送饭,却忘记告诉他约定的暗号。事也凑巧,这位好心的送饭人为苏轼买到了几条鱼,做好,高高兴兴地送到牢房去。苏轼一看,顿时胆战心惊,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了。他就与狱卒商量,写了两首永别诗给弟弟苏辙,请狱卒转交。

  这是大文豪苏轼以为自己将离开人世的两首绝命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的这两首诗,使苏辙读后伤悲深痛,涕泪泉涌。他立刻上书神宗,愿以自己的出身官爵去赎其兄之罪。神宗看到了苏轼令人心恸的两首诗,心中也有所动。

  苏轼因诗获罪之事,在朝野上下激起强烈的反响。许多大臣替他讲话,也遭到了贬官外斥。王诜、苏辙等人被贬职;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黄庭坚等人被罚俸;就连已故的欧阳修、文同等二十余人都受到了牵连。这就是“乌台诗案”。 www.hlmsw.Cn

  “乌台”指御史台,是监察机关,负责监督百官行为政务的机构。为什么把御史台称为“乌台”呢?据《汉书·朱博传》讲“是时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来暮去,号曰朝夕乌”,后来就把御史台称为“乌台”。

  这是一件明显改变“祖宗之法”不许以言罪人之规的重大事件,也激起了朝中其他一些人的反感。宰相吴充以曹操尚能宽恕“击鼓骂曹”的汉末文学家弥衡一事,规劝神宗宽赦苏轼。神宗惊异地说:“朕并无他意,不过召轼入京核查是非而已,即将放他出去了。”

  这件事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响,神宗有些意外。

  两大文豪会金陵

  抓住苏轼诗文中的一些词句大作文章,这本是李定、舒亶等人想借此“杀鸡儆猴”,打击反对变法的那些人的手段。然而,此事在朝野激起了轩然大波,却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不过事情既然发生了,也没有什么必要手软,为苏轼说情的人既然不怕受牵连,那就得让他们倒点霉。这也是神宗显示一下他的“铁腕”的机会。没有神宗的支持,这么大的案子是不可能成狱的。

  但是,更为棘手的是,连章惇和王安石这样的主张变法者也都不赞成此案,而且他们还都站出来替苏轼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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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惇对神宗说:“仁宗得苏轼,以为一代之宝。如今陛下将他投之大狱,恐怕后人会说陛下不爱惜人才,而爱听阿谀之词吧。”

  这时的王安石已罢相居金陵三年了,他本不太多干预政事,但听了此事也很生气,上书神宗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重病在床的曹太皇太后,听到苏轼被下狱也很气愤,把神宗叫到床前说:“当年仁宗得苏氏兄弟,十分欢喜,告曰得了宰相之才。仁宗感觉他老了,怕用不上这两个人,说是留给子孙,好使他们堪大任。你现在倒把苏轼下了大狱,真令人难过。”

  神宗只好说:“苏轼不满新法,动辄写诗讥讽,我也很头疼呢?不过,我并没想把他怎么样,让他明白也就算了。有您的懿旨,我立即下令放他就是。”

  十二月四日,神宗下令放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他从八月十八日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狱,一共被关押了一百三十天。四个来月的铁窗生涯并没有改变他豪放旷达、落拓不羁的天性。他离开京城,与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到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在那里,他度过了艰辛的五年,于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改知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在赴汝州途中,路过金陵,特意去看望了王安石。

  病中的王安石与逆境中的苏轼相会了。这是怎样的情景啊!这两个人在变法问题上看法是很不一致的,尤其是王安石当政的时候,苏轼并没得过志。如今,谈不上同病相怜,至少是意气相投,使两位大文豪欣然相聚。他们诗赋唱和,携手登高,坦荡豪爽,磊落真挚。两位文坛泰斗的佳作,为文人雅士广为传诵。他们咏景新清如画,寄情婉如绰约,相互赞佩,亟思同游。以往的恩怨,眼下的坎坷,都情托山水,云游八极而去了,只留着深深的思念,久久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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