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嫩江高速口启程，大约需要6个多小时的时间到达祖国的最北端漠河。错过了漠河最好的旅游时节“夏至节”，8月初的漠河之旅无疑是旅游旺季的末端，幸好还能赶上一程。
弟弟哈工大MBA的周末同学会，可以带家属，弟弟自然想到爱好摄影和写作的我，与其说邀我一同游玩，倒不如说弟弟经意给我提供一次采风的机会。
早就听说漠河的重要地理位置，但仅凭它的最北端极昼极夜的自然现象，我不会感兴趣去从众，所谓的最北不过是心里的一种感觉，起码不至于把漠河当做北极。
笨重的越野大吉普一路狂奔，驶进呼中小镇。这里环境静谧，街道笔直，像挪威深林中的一幢幢欧式别墅群。今天，虽然天气有些阴沉沉的，夹杂着松油和花草香气的空气里多了份潮湿，但天气还是有些闷热。
呼中到林碧的客运列车就像一个坚守在道口的孤独的老人，依然每天轰轰隆隆行驶在废旧的木头枕木的日式旧轨上。早些时候，国铁完全将这快即将报废的亏损线路转给了地方铁路公司，认可每年付给地方铁路公司一笔不小的补贴。大兴安的道路环境有冻土地段，如果没有呼中到林碧的“绿皮老爷”，冬天人们出行会异常艰难。所以，这条不能废弃的铁路虽然不能等同青藏铁路的“政治线”“军事线”，倒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民生线”。
弟弟工作的公司和呼中地铁同属一个集团公司，这里扎住的有弟弟公司的支援人员。中午，果然在刘总安排的工作餐上看到了机务的副科长杨立新。上级研究派人的时候，没人愿意到这个人烟稀少的艰苦地区支援，杨立新如果不带头来，手下的工人一个也派不来。所以，杨立新义无反顾地带队来到这个寂寞的小镇。上面说好两个月的时间，结果，20几个人的小站，没有了他们，很难保障车辆的通畅。在和呼中同行的交往中，他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工作感情，不好开口选择离开。刘总也一再恳请弟弟的公司和集团公司能考虑在政治上给杨立新等人一些政策上的倾斜，看得出呼中老总的真诚挽留。杨立新说：“我一天换三次衣服，早上上线穿棉袄，中午穿短衬衫，晚上穿长裤”，看得出来他的无奈和尴尬。
吃完中午饭，我们开车继续向漠河出发，冻土路段的颠簸把我本来从哈尔滨回来扭伤的腰弄得丝丝的疼痛，但一想到临来时在百度里查到的北极村、北极点、李金庸祠堂、观音像等旅游景点，心里就充满好奇。或许，漠河和北极村和我想象的不一样，不像十年前到加格达奇古里的景点那样俗气。果不其然，一进漠河的接待点，金马酒店的别致恢弘让我震撼，三万人口的小县城竟然建有如此豪华的酒店，在弟弟的同学最后一班飞机没有到达之前，我们简单游览了漠河县城，在大兴安岭那把大火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城区，街道按照井字形分布，异常的整齐划一，街道两侧的建筑物多是欧式造型，形成了小镇独具的品味和风格。走向高高的台阶，攀爬上北极星硕大的县标下，以为那边一定流淌着一条碧绿的河流，结果就是一个平坦的休闲广场，当地人告诉我们，北极村濒临黑龙江，那里有水。
我们6点半吃晚饭的时候，那些在哈尔滨机场候机的弟弟那帮同学，在微信上幺三幺四的走出机场喝啤酒去了，飞机晚点三个小时。第二天早餐看到他们时，有人开玩笑的说飞韩国又飞上海又飞漠河的航班忙得真没个准点。早餐后，大约三十多人的队伍钻进旅游大巴在导游的带领下，奔赴各个景点参观。
我走过的地方不多，但我感觉每一个地方都少不了一座寺庙。而漠河的北灵寺最具传奇的是从三亚请回来的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坐落在北灵寺的正北。从北灵寺后面的木质栈桥一阶一阶地爬上山去，巨大的汉白玉的观音菩萨高高耸立在广场中央，从三面都能观看到观音菩萨的造像，造型端庄慈祥，莲花座下是圆形的台阶。有人说，三面的观音造像，就要围着观音走三圈，至于，什么说道，同来的文和斌也说不清楚。斌对观音菩萨很敬重，买了香火，我单反里面抢抓的斌的影像有点像奥运传递火种的运动员，手持巨大的火炬。广场一侧的宣传板上，叙述了观音菩萨奠基时，台湾著名风水大师邱子宁先生用罗盘测得方位后，晴朗的天空突然下雨，罗盘上滴入了三滴雨滴，6月27日那天，观音菩萨背后的上空出现了佛光，按照风水先生的说法，佛很灵验。我感觉寺庙建筑大体相当，有大雄宝殿、地政殿、三圣殿等等，但都像台湾和大陆的政治辞令，一中一台，各有所表，谁的香火盛？当然要看谁更高深。
看见“李金庸祠堂”，我想起了嫩江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王国华先生《清代妓女坟》的散文和刘述宇先生的长篇小说《胭脂沟》，这里不但盛产黄金，它还是康熙年间清朝设置的北路25个驿站的最后一站，也是黄金之路的终点。李金庸屯垦戍边的功绩彪炳史册。从李金庸祠堂的门前的石碑上隽刻着“金圣”二字，足以看出后人对李金庸的敬仰。两个南方游客走出“李金庸祠堂”时说胭脂沟就不去了，没什么看头。我随便说了一嘴，不去胭脂沟，来这里干啥？结果，我们的导游也没有带我们去胭脂沟。我一直惦念的王主席散文里写到的那些葬在这里的饱含苦难和辛酸的妓女们。来过的人说，妓女坟已经封起来。这也许和王主席在文章里叙述的一样，破败的荒草早已把那些低矮塌陷的坟头严严实实地包裹在历史的尘埃中，没有谁理会或翻阅那本旧黄历。
在北极村，我们入住的索金酒店和金马酒店一样不相上下，除了原有的土著居民的木刻楞建筑，到处都在兴建观光旅游的基础设施，那些建筑物的设计趋向国际化的设计理念，或富贵雍容，或朴素典雅。在“水上餐厅”的午餐上，我们品尝了狍子肉、獐子肉、罕肉、江鱼、鸭嘴菜、苋菜等绿色的天然美食。漠河的一家关系单位，不但让我们喝了野生嘟柿汁，到种植园采摘了野生蓝莓等，晚饭时还精心准备了蒙古烤羊。
乘游艇游黑龙江回来，路过注册的“中国最北一家”的时候，导游说，上海的知名作家迟子建的舅舅就住在这里。其实，导游不知道迟子建获“茅盾
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在北极村住了两个多月而封笔的。同样，从小生在在漠河的迟子建，对这里的少数民族和麋鹿有着深厚的感情，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她不但写了许多创作的笔记，还阅读了大量的外国
文学名著，从而一部名著诞生在祖国的最北端漠河的北极村里。另外，迟子建也不是什么上海作家，而是我们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现任主席。我知道这些，还得益于半个达翰尔民族的朋友贾新亭，他听说我喜欢写东西，特意从哈尔滨的家里给我带来了一本《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小说。我称贾为半个达翰尔族，因为他母亲是地地道道的达翰尔族。今年夏季贾哥陪我逛哈尔滨文庙（也称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博物馆）时，他曾指着有机玻璃板上刻着达翰尔族人人口数字说，这里还有我。我从许多历史资料上得知达翰尔族骁勇善战，在抗击沙俄和清朝入关的过程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在北极村的北极点，我记下了北纬53度29，52.58N，“我找到北了”的石头上面用黑色油漆写的字体有些寒酸，很多游客都在那里拍照。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试图找“北”，从杨立新的援北到胭脂沟李金庸祠堂以及迟子建的小说，我只能说我找到了一些感兴趣的东西，或许，自然与文化的契合会更有意义，而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旅行。
